材料一   《长安志》对东市的具体情形记之较详：东市的规模约为“东西南北各六百步”，“街市内货材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积聚”。但西市的繁荣更胜东市，因为西市不仅是丝绸之路的起点，还云集了大批中外客商，尤其是西域胡商，在鼎盛时期更被称为是“金市”，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国际贸易中心。东市、西市这两大举世闻名的贸易中心齐聚长安，不难想见当时长安市场繁荣之盛况。

——韩伟《唐都长安市法述论》

材料二   19世纪美国人口迅速增长，为不断发展的工业体系输送了大批劳动力。这时人口增长很快，大多向西移民，大多定居在城镇。

欧洲来的移民中，1790年只有1/30的人住在城市，1820年是1/20，到1840年这个数字则是1/12。

——【美】艾伦·布林克利著《美国史》

材料三   到1860年，自由州的26%的人口居住在城镇（2500人以上）或城市（8000人以上）。在东北工业州这个比例还要高（同期相比，南方都市人口增长只从6%增长到10%）。而1840年，这个比例只有14%。

——【美】马克·C·卡恩斯著《美国通史》

材料四   1950—2010年中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变化示意图

1949年，中国城镇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为10.6%；2012年，有52.6%的中国人生活工作在城镇中。

材料一   元祐二年（1087）十月，泉州港正式成为全国最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之一……出于生存的需要，南宋统治者放宽了对工商业的控制，鼓励发展工商业，使得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达到了历史上顶点。由于经济的兴起，城市化进程也有所加快，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在不断改变。有宋一代，科学技术成果极为丰富，航海技术也相较以前有所提高，以理学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也发展到新的高度。由于南北陆路和东西陆路的交通断绝，南宋的大致方针是向北防御，向南发展。因此，面向东南海陆发展与东南亚等国的关系也就成了必然的趋势，而作为海上对外交往中心枢纽的泉州也应时兴起。

——陈炎《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

材料二   至道光四年（1824），“高家堰大堤溃决，冲毁运道，运河水量激减”。清江浦南北一带“运河底高已达一丈数尺，两淮积淤宽厚，中泓如线。向来河面宽三、四十丈者，今只宽十丈至五、六丈不等；河底深至五、六尺者，今只存水三、四尺，并有深不及五寸者。舟只在在胶浅，进退俱难。”道光五年，黄河再次发生大水……运道淤塞严重，漕船纷纷搁浅于泥淖之中。然而，漕运维系着京师的粮饷供给，道光帝也不得不发布上谕，议行海运。其实，此时实行海运已完全具备相应的条件。一是较元明时期，人们对海道的熟悉程度大大提高，对于海洋航行知识了解的也更多；二是交通工具的改进也使得海运的风险大为降低。……道光帝由于得到了琦善等封疆大吏的支持，遂决定实行海运，批准了他们的奏请。

——《清江浦兴衰研究》

材料三   像伦敦这样的城市，就是逛上几个钟头也看不到它的尽头，而且也遇不到表明快接近开阔的田野的些许征象，——这样的城市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东西。这种大规模的集中，250万人这样聚集在一个地方，使这250万人的力量增加了100倍；他们把伦敦变成了全世界的商业首都，建造了巨大的船坞，并聚集了经常布满太（泰）晤士河的成千的船只。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材料一   北宋前期的中枢权力机构设置，并非全盘新创，而基本上是整理、更革前代设施的产物。更革思路是在北宋初期的政治实践中逐步明朗化的，它清楚地体现着“权力制衡”的精神，同时使政权机构之职能分工更为明朗、责任更为集中。马端临《文献通考》曰：“宋朝设官之制，名号品秩一切袭用唐旧。然三师、三公不常置，宰相不专用三省长官。中书、门下并列于外，又别置中书于禁中，是谓政事堂，与枢密院对掌大政。天下财赋、内廷诸中外管库，悉隶三司。”

——摘编自袁行霈等《中华文明史》（第三卷）

材料二   宋代文化得到相对普及，这种相对普及最重要也富有时代意义的表现是文化不再被极少数士家大族完全垄断，逐渐由士阶层普及到农工商各阶层。如理学不再仅仅是“理”“气”等一些深奥的哲理，而是呈现了普及化、通俗化的趋势；文学重心的下移适应了社会娱乐的需要。另外，宋代“虽为市贾，亦重儒术”的事例不少，这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宋代商人的社会地位开始转变。清代沈垚就认为，从宋代开始“天下之士多出于商”，说明当时士、商之间的界限确实已经不太分明。

——选编自张全明等《中国历史大讲堂·宋史十二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