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从公元960年到1280年,也就是从北宋到南宋这段时间,中国的人口增加了80%,它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450美元增加到了600美元,增幅是三分之一。同一时期,也就是从960年到1280年,欧洲的人口增加了70%,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从400美元增加到500美元,只增加了四分之一,不管是人口增长经济增长欧洲都是远远落后于中国的。
——摘编自【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二 宋朝建国后,对海外贸易十分重视。公元987年,宋太宗派宦官八人,分四路到南海诸国招徕商人来华贸易,首先续通了唐时自广州——越南—印尼—大食(阿拉伯)的海上商运航线,而后开通了明州(宁波)、泉州到日本及高丽的航线。到宋哲宗时,将密州(诸城)板桥镇开辟为贸易港,北可到高丽、日本,南可通南海各港,内陆可与内河漕运相连接,是当时一条重要的河海贸易线路,加上宋哲宗时增开的泉州可直达阿拉伯各国的航线,使宋朝的海外贸易逐渐发展起来。
——摘编自于一贫《两宋时期海外贸易与税收管理》
(1)根据材料一,概括作者的观点,并指出两宋时期这些变化在国内经济发展上的主要表现。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宋朝时期海外贸易迅速发展的主要表现和形成原因。
A.政府对工商业的控制在放宽 | B.工商业者地位发生根本变化 |
C.地方豪强势力膨胀受到遏制 | D.汉代放弃了重农抑商的政策 |
时间 | 政府收铜量 |
唐宣宗大中年间(9世纪中叶) | 65万余斤 |
宋至道末年 | 412万余斤 |
宋皇佑年间 | 510万斤 |
宋元丰元年(1078) | 1460万斤 |
A.大宗商品的贸易发展迅速 | B.民营采铜业有了较大发展 |
C.纸币具备流通的社会条件 | D.政府经济调控力有所加强 |
材料一 临安府(杭州)是南宋的都城,成为当时国内最大的商业中心。在宋金战争中,北方人大量南迁,其中不少士民和商贾都集中到杭州,使杭州的人口大增。杭州市场上的各种商品,都来自其他地区,客贩往来,“旁午于道,曾无虚日”。杭州城内,自大街到坊巷,大小店铺连门皆是,“即无虚空之屋”。大街上的买卖昼夜不绝,而且“万物所聚”,交易量很大,珠子市的买卖“动以万数”,尤其兴隆。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隋唐辽宋金卷》
材料二 自明朝中期起,高产作物玉米、番薯、马铃薯自海外传入中国,它们不仅单位亩产量大,而且适应性强,旱地、山地等处皆可种植,因此得到广泛传播。烟草、花生等新的经济作物也大致同时引进,进一步丰富了农产品结构。经济作物棉、麻、桑等品种的种植日益广泛,产品大量流入市场。经营地主的出现是明后期农业领域的新现象,他们对农业进行农场式的管理,亲自参与生产过程。明朝后期,在若干手工业部门中出现了使用雇佣劳动进行较大规模工场式生产的经营手段。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南宋杭州商业繁盛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朝中后期经济领域出现的新变化并简析其影响。
A.经济发展影响城市建设 | B.城市以经济功能为主 |
C.政府放弃重农抑商政策 | D.商人的政治地位提高 |
A.民间交易法制意识增强 | B.私有财产观念日益普及 |
C.政府严格限制商业贸易 | D.经济发展影响经济立法 |
A.重农抑商政策明显松弛 | B.科举制推动社会风尚变化 |
C.社会阶层流动频繁 | D.经济发展影响等级观念 |
材料一 宋辽西夏对峙时期,北宋的东京开封府是最大的商业中心,此外还有一些地区性商业都会。这些大商业城市已完全突破坊和市的限制,商业活动也更为自由。在县城下面,有许多镇市,城镇郊外的农村还有草市定期集市贸易。在南宋统治区内,商业以杭州为中心,在长江流域及江南广大地区继续发展。
——摘编自卜宪群《简明中国历史读本》
材料二 原本中国古代的城市以城为主,纯粹体现工商贸易功能的市镇,要到唐宋之际才出现,而明朝中后期是一个高峰。尤其是江南苏、松、杭、嘉、湖地区的许多著名市镇, 都是在那时形成的。这些市镇中的居民,已经从农业人口中分离出来,大多从事纺织业。工商集贸性质市镇兴起,使得农业人口与手工业和商业人口的比例发生了变化。而流向城市的大量游民,又成为雇佣工人的后备队伍。城市和商业进一步繁荣,具有明显经济职能的城市在增加。到清朝前期,广东佛山镇在内的“天下四大镇”在专业性市镇的基础上发展成为新兴的城市。
——摘编自刘克、朱汉国《历史学习精要》
(1)据材料一,概括两宋时期商品经济发展的表现。
(2)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明清商品经济发展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
A.商业活动的范围进一步扩大 | B.官商勾结使抑商政策未取得成效 |
C.商人的地位发生根本性改变 | D.重农抑商政策背离了农民的意愿 |
A.工商税收名目增多 | B.工商业经济的持续发展 |
C.新生产方式的出现 | D.重农抑商政策得到强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