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自晚唐起，尤其在宋代，多层次、网络状的地方市场日益发展，形成由北方市场、东南市场、蜀川诸路区域性市场和西北市场构成的宋代区域市场。其中东南市场一方面有长江作为贯通全区的东西大动脉，另一方面又有汴水和江南运河与北方市场相联。这个市场又同南海诸国有密切的贸易往来。

——摘编自廖伊婕《宋代近海市场研究》

材料二   明清时期全国与苏南地区重要的商路示意图：

——摘编自李伯重《十九世纪初期中国全国市场：规模与空间结构》

材料三   19世纪60年代至清末，上海与全国各主要口岸间已形成比较固定的外贸转运网络。……这些主要口岸每年平均占上海外贸埠际转运的95%以上。九江的绿茶，汉口的茶叶、牛皮、猪鬃、芝麻，宁波的湖丝、茶叶、棉麻，芜湖的蚕丝等大宗土货都运往上海出口。对上海来说，有些口岸只是其外贸转运的一小部分，但是对于这些口岸来说，依赖上海外贸转运的程度非常高。

——摘编自唐巧天《论晚清上海作为全国外贸中心的影响力（1864-1904）》

材料一   唐都长安不仅是全国最大的商业中心，而且也是亚洲和世界的商业中心之一。宋代时，政府实行恤商政策，商人们甚至可以自由地选择交易的时间和地点，交易的场所大大增加。唐朝以长安为中心形成了一个辐射全国的交通网络，还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建立了国际性的水陆交通通道，从而促进了中国和欧亚非各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交通的发展，不仅有利于国内市场的联通，也大大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从而使对外贸易的税收成为南宋政府的重要的财源。商业资本的扩大和商品交换的频繁，从而使货币铸造量猛增，于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在北宋时期应运而生。

——摘编自《商品经济与唐宋之际社会变革》

材料二   最繁华的江南地区形成了五大工业区，即松江的棉纺织业、苏州的丝织业、芜湖的浆染业、铅山的造纸业和景德镇的制瓷业。苏、松、嘉、杭、湖五府还有若干新城镇兴起，如苏州的盛泽镇、震泽镇，杭州的唐栖镇，都是丝织品及其原料的著名产地。正统元年（1436年），鉴于社会上“钱贱而不便大用”“民间交易，惟用金银，钞滞不行”的客观事实，明英宗下令“弛用银之禁”，于是“朝野率皆用银”。

——摘编自滕新才《明朝中后期商品经济二重性质诱论》

材料一：自宋朝开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商品经济发展的速度加快，宋代政府在对农业与商品经济关系的处理上出现了许多与历朝的不同之处。唐朝的“坊市制度”在宋代被取消，此举极大地促进了城市经济发展。重农抑商情况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农业生产的发展使国家有了雄厚的经济实力，因而商业的发展只能对统治者有利，而不会影响其统治地位。宋代仍然把农业放在经济发展首位并注意改进农业生产工具，奖励垦荒，因此，至天圣年间（1023～1033年）农业得到很大发展。随之而来的是手工业的兴旺，造船的发达和对外贸易的发展，这时指南针已普遍用于航海。造纸、雕版印刷、火药均已出现。此外，纺织、制瓷、矿冾等各部门都有显著发展，各业作坊规模之大，超越前代。

——摘编自邓晓影《宋代商业发展与商人地位的提高》

材料二：到了晚明时期，由于玉米和番薯等新的粮食作物的引进和推广，粮食生产有了突破性的发展。由于经济效益可观，种棉和养蚕更是蔚然成风。各地商品的种类比以往更丰富，而这又进一步促使工商业专业市镇的大量兴起。如松江，是明代最著名的棉纺织业中心，有众多手工业专业市镇和商品集散地，其中朱泾镇“四乡盛产棉花，乡人精于纺织，所产标布质地精细”。随着经营范围的扩大、资本的增多、竞争的激烈，开始产生了一批商业集团，也就是所谓的中国商帮。其中最著名的是徽商，不仅人数多，而且资本雄厚，经营多种行业。在明清之前，人们都以习儒或做官为一生的奋斗目标。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新“四民观”和“工商皆本”思想的出现，许多文人学士也开始加入到从商队伍中，“弃儒就贾”成为当时的风气。但是商业化的发展也进一步刺激了社会的世俗化，社会的商业化使人心趋于机械、变诈，人们唯利是图。

——摘编自陈君齐洋锟《晚明的商业发展与社会变迁》

材料一   自宋代开始，自然地理条件差异引发的地区间的商品流通，越来越与民众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从商品流通和销售过程来看，流通性商业、批发性商业和零售性商业互相结合，使城市商业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体系。如北宋开封“御街一直南去，过州桥，两边皆居民。街东车家炭、张家酒店，次则王楼山洞梅花包子、李家香铺……皆羹店、分茶等”，一应俱全，极大地方便了市民的生活。在宋代，随着城市的迅速发展，农村向城市提供了大量的原材料、劳动力等；同时，城市手工业发展成为城市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向农村输出更多的手工业品和加工品。此外，商品流通规模大幅度增长。这不仅表现为行商贸易额的扩大；还体现于大量商业市镇，不定期市场集会的星罗棋布。

——摘编自丁雅《从<夷坚志>看宋代商业发展的特点》

材料二   中国古代工商业经济发展缓慢，甚至几乎处于停滞状态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有工商业自身的特殊结构的原因，也有来自农业经济的抵制和排斥，更有来自国家政权的限制和扼杀。其中最根本、最主要的是自然经济形式和国家政权力量的限制，而且尤以政权力量的限制为盛。由于这两种因素的强力阻制，手工业生产和商品货币交换关系始终难以得到发展和壮大。而自然经济和国家政权其所以能够以绝对的压倒的力量，阻碍和限制手工业商品经济的发展，其总根源就在于中国古代完全一体化的社会总体结构形式。

——摘编自郑世明《中国古代工商业的停滞性及其原因》

材料一   闽人经商见于史书记载是从南朝末期开始的，除进行国内商业活动外，还与日本有定期的商贸和海船往来。明清时期，闽商成为与晋商、徽商齐名的十大商帮之一，闽南商帮往往凭借家族的势力行商，并积极争取得到官方和乡族势力的支持，不同地区的商人经营有所侧重，如泉州商人大多经营茶叶，龙海商人大多经营纸箱，惠安商人大多经营中药材……民国时期，福建籍侨商弘扬中华精神，为辛亥革命抛头颅、洒热血；抗日战争中，许多闽商深明民族大义，急难同仇，倾家捐钱捐物。

——摘编自李史《求实变通，以商为荣——明清时期福建商帮》

材料二   近二十年来，许多海外华商回闽投资，带回许多外界商业经验和经营理念。有了海外闽商的大力配合，不少“本土派”闽商在很短时间内就完成了资本积累，在国内外市场上迅速崛起，带动晋江“中国鞋都”、德化“中国瓷都”、安溪“中国茶都”的兴起。晋江更是创造出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晋江模式”，培育出“安踏”“劲霸”“柒牌”“雅客”“七匹狼”等全国知名的品牌。闽商在福建省内崛起后，很快向内地寻求发展空间，近年来在省外投资扩张速度加快。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省外投资兴业的福建人人数超过250万，已在20多个省、市、自治区成立百余家商会组织。闽商中的“泉州军团”有70多万人外出经商办企业，在外企业年销售总额已达1600亿元，相当于在外再造了一个泉州市场。

——摘编自廖新平《中国传统十大商帮的兴衰分析与闽商可持续发展》（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