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明代种植较广的经济作物，首推棉花和桑树，江南和华北都形成了大面积植棉区，蚕桑业则集中在长江三角洲地区：闽、粤等地大力发展甘蔗、荔枝，龙眼等经济作物。在经济作物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和城镇发展导致的非农业人口增长趋势的促动下，粮食生产也逐步纳入市场网络，出现了粮食生产中心的移动。如江南原为粮食丰裕地区，但到明代中后期由于棉桑等作物的广泛种植，致使粮食严重匮乏，只得从湖广、四川等大量输入。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材料二   明代中叶以后的商品经济浪潮已烃突破了大中城市的局限，在全国范围内发展起来。市民阶层人士变得庞大复杂起来，它包括了商人，店员、贩夫、手工业者、游民、士卒，下级官吏、下层文人等各色人物。工商业者已日益成为一支不可缺少的社会力量，影响着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

——摘编自王言锋《社会心理变迁与文学走向》

材料三   明中后期，江南表面看似活跃的商业活动及手工业生产实则后继无力，仅以维持个体家庭基本温饱为目的、重复简单再生产而已。凡此，导致明代失去“社会变迁”的物质基础与制度创新及技术革新重要基地。

——摘编自赵玉田《环境与民生：明代灾区社会研究）

材料一 （北宋）规定州郡长官由文臣担任，长官之外另设“通判”，使其互相牵制。后来，又把全国州郡分为十五路，陆续在各路设转运使、提点刑狱、安抚使（管军事）、提举常平（管常平仓救济、农田水利等）四司，统称“监司”，也都由文臣担任，只有安抚使用武人。

——摘编自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

材料二 （北宋）开封以经商为业的有二万多户，囊括米、盐、茶等各类商品贸易。号称“正店”的大酒楼有七十二家，兼具饮食与商品贸易的多种功能，作为商人验看商品质量、商定商品价格、签订契约的场所。……酒楼、茶坊与娱乐场所瓦子，都通宵营业。

——摘编自樊树志《国史十六讲》

材料三 每当人们在中国的文献中查找一种具体的科技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焦点在宋代，不管在应用科学方面或纯粹科学方面都是如此。……中国的科技发展到宋朝，已呈巅峰状态。

——摘编自［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

材料一   开封是最繁华的域市，市内手工业作坊众多，街道两旁商店、热舍、货摊林立，市场上的商品有来自各地的粮食、水产、牛羊、果品、酒、茶、纸、书藉、瓷器、药材等，还有来自日本、高丽和大食（阿拉伯）等国的货物。营业时间不受限制，除白天营业外，还有夜市和晓市。市内还出现了“瓦子”，里面有“幻栏”（歌舞场所）、酒肆和茶楼，还有说书、演戏的，成为娱乐的中心。

——摘编自朱绍侯、齐涛、王育济《中国古代史》

材料二   至宋，中国古代夜市跳脱开夜禁羁绊，首次以官方认可的身份跻身市场行列，它们较广泛地分布于北方、东南、川蜀（川陕）、荆湖、闵广五大区域的各级城镇。宋代夜市突破之前以酒楼、茶肆、歌，馆等为主要载体和以日市延伸为主的传统夜市形态，勾栏瓦舍、街市与摊贩成为与传统夜市形态并驾齐驱的主体形态，并且基本实现了由封闭式向开放式、由单一型向综合型的转变，实现了文化娱乐夜市由兼营、业余向主营、专业的转变，夜市消费人群由相对单一化、贵族化向多元化、平民化转变，形成了与近现代高度相似的夜市形态与景象，并使宋代成为中国古代夜市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型时期。

——摘编自张金花等《宋代夜市规模、形态与消费主体分析》

材料一　钱庄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约在明朝中叶以后)出现的一种商业信用机构。它起源于银钱兑换，其后逐渐发展为办理存放款项和汇兑的机构。清代钱庄主要分布在长江流域和东南各大城市。设在北京、天津、沈阳、济南、郑州等地的银号，其性质与钱庄相同。票号是清代以经营汇兑业务为主的信用机构。道光初年山西平遥县日升昌票庄是最早的一家票号。其后，平遥、祁县、太谷三县商人相继设立票号，形成山西人独占的一大新兴行业，通称山西票号。外国人称之为山西银行。

——摘编自沈泓《民国纸币收藏与投资》

材料二　法国人让·里瓦尔在《银行史》中说：“1694年成立的英格兰银行被认为是近代中央银行的鼻祖。”18世纪后半叶，英国的银行组织被所有的欧洲观察家视为样板。亚当·斯密于1776年在《国富论》中就写道：“英格兰银行同政府本身一样稳固。”英国银行业在当时领先世界。

材料一   根据《汉书·地理志》中的记载，汉朝以黄金与西方国家进行商品交流。在汉朝时期，瓷器和丝绸经常被输出国外，其中由于汉朝的桑蚕养殖业和纺织业的发展，丝织品成为了这个时期主要的输出品。在隋唐时期，陆上丝绸之路被阻塞，中原以北的地区经济逐渐衰弱，而岭南各地区的经济逐渐发展起来，海上运输也逐渐兴盛，宋朝以后，我国通过海运基本形成了丝绸、瓷器、茶叶为主的多元化对外产品出口格局。宋朝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十分发达，贸易很频繁。但从明中期开始，海上丝绸之路由盛转衰。清朝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经历了短暂的复兴之后，又不得不面对闭关锁国等政策，在这一时期，海上丝绸之路进入了最低谷。这一时期出口的商品主要有茶叶、丝绸、土布和瓷器等，其中茶叶占主导地位。

——张诗雨《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商品交流》

材料二   从历史演进的角度看，“一带一路”倡议与邓小平提出的“两个大局”战略构想、江泽民提出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以及胡锦涛提出的统筹区域发展，有着密切的逻辑关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结合新时代国内和国际的现实状况.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是在继承古代丝绸之路精神的基础上对国家区域发展理论的创新发展，更是站在国际的舞台，为解决世界经济发展问题提出的中国方案，为践行人类命运共同理念所做出的中国式努力.真正体现了一个崛起的发展中国家的世界情怀。

——于畅《“一带一路”倡议的历史演进及时代价值》

材料一

材料二   “扬州大利首推盐，女惰男奢两弊兼。犹恐千金挥不尽，又抬飞轿学盐商。”这是清代竹枝词中对扬州的描写，扬州府在清代有独特的地位。清代扬州府共出348名进士（是各州府进士平均数的三倍左右），其中一甲进士11名。道光中叶，京城流传“苏州出状元，扬州出尚书”之美誉。

扬州还有相当著名的“三把刀”，指的是厨师、理发师和剃脚匠。仅理发剃须头铺就有数百家。“求条签去修脚，嗅袋烟来剃须头。等戏开台先排凳，看汪班内老名优”。这描绘的就是扬州贩夫走卒的休闲生活。

——摘自邹逸麟《中国历史人文地理》

材料一     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

材料二     朝廷在古都（东京开封）时，实仰东南财赋，而吴中又为东南根柢。语曰：“苏湖熟，天下足。”

材料三     除文化上的成就外，宋朝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街市制开始形成，“自大街及诸坊巷，大小铺席，连门俱是，即无虚空之屋。每日凌晨，两街巷门……百市买卖，热闹至饭前，市罢而收”。在宋朝之前，这是不可想象的。海外贸易高度繁华。市舶司每年从海上贸易中抽税近200万贯，进出口总额约为2000万贯。商业信用非常发达，从北宋到南宋，陆续出现了便钱（类似于银行汇票）、现钱公据（类似于现金支票）、茶引、盐引、香药引、巩引（类似于有价证券）、交子与会子（法币）等商业信用。如果没有发达的商业信用，大宗的或者跨区域的市场交易是不可能达成的。

材料一   两宋的商品经济远远超过了以往各个朝代，国家的商业政策不得不作出调整。宋朝早在太祖建隆元年（公元960年）就“榜商税则例于务门，无得擅改征商则例及创收”，政府对于非法扰商者还规定了明确的处罚条例：“留滞三日加一等，罪止徒二年。因而乞取财物，脏重者，徒一年。”政府通商惠工的政策措施鼓励了人们经商的积极性。经商人数增多，征税范围扩大，国家税源也随之增加，因此国家虽有明令减免商税，但税额反而增加。

——摘编自冯芸、吴臣辉《宋代商税制度的确立与国家商业政策的调整》

材料二   中国丝绸从海路外传虽然开始很早，但只限于官方贸易。到宋代，除官方丝绸贸易外，民间商人向海外进行丝绸贸易的，也蓬勃发展……海上丝绸之路把丝绸远销海外，古代南亚、东南亚各地人民都喜欢穿中国丝绸制成的筒裙……日本出现了仿制“唐绫”（中国丝绸）而发展起来的“博多织”纺织法。

——陈炎《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