酿酒业、酒文化与社会发展有着密切关系，在东西方都有悠久历史。
材料一在宋朝的一些重大事件中，无论是“黄袍加身”，还是“雪夜访普”“杯酒释兵权”，都有酒的影子。从《东京梦华录》中的记载可知，北宋时期宫廷宴饮礼节十分繁琐。在东京城的酒肆里，酒客们花钱取乐，酒事活动丰富多彩。在孟元老笔下，北宋东京城酒楼众多，经营有序。酒楼经营者对酒楼中各族各色人等都以礼相待。北宋中期后，东京城的夜市分布范围极广，通宵达旦的夜市为酒客提供了饮酒的便利。农历五月初五是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又称“午日节”），古人认为这一天是不祥的“恶日”“毒日”，故在此日举办各种辟邪活动，并饮菖蒲酒。在北宋，无论是皇亲贵胄还是普通百姓，其婚嫁礼都伴随着多种多样的酒事活动。
——摘编自王佳佳《北宋东京城酒文化研究》新乡学院学报2020年5月
材料二19世纪末，德国葡萄酒法律开始以天然糖分含量作为品质判定的标准，葡萄酒的分级依据放弃了中世纪方式，转而以化学测量评定葡萄汁来对葡萄酒分级。当时一向推崇新教的普鲁士对此大加赞赏，而实际上，德国葡萄酒市场也是一样的想法。在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间，德国业界迎来了“黄金时代：随着德国的工业化进程，很多新型机器被投入到葡萄园的生产中。在酿酒的过程中，有些人用了一些不诚实的方法，走了一些捷径：用希腊的葡萄干代替德国原产葡萄，或是直接灌装意大利的廉价葡萄酒，甚至掺入糖水……许多诚实守信的酒庄主要求出台新的法规以保护合法权益。1892年，法规通过了第一草案：禁止恶劣的欺骗行为。
——摘编自Reinhard Lowenstein《德国近代葡萄酿酒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北宋东京酒文化特点与形成原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与北宋相比德国近代葡萄酒业发展的时代背景。
材料一：元代商税税率较轻，至元七年（1270年），定“三十分取一之制”。宋元时期，制度化的抑商内容已五去其四，仅在专卖制度中有部分保留。“通商”一词在《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书中出现的频率陡然增高，仅《宋史》一书，“通商”一词即出现近50次。《金史》《元史》等史籍中，也出现不少“通商贾”“通商惠工”“力墙通商”的记载。在宋元时期的商业政策中，虽然抑商仍未消失，但通商“日益复兴”，通商已深度地参与到国家治理之中，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和方法。
材料二：“抑末”是明代的一项宏观的国家经济管理政策，主要是平衡各经济部门的关系，驱使游惰之民归于南亩，保证有足够多的人手从事农业生产，维护传统社会的稳定。而国家理性地对待商业，实行“通商”，则主要是为了足边、裕国、便民，解决国家面临的重大难题，具有浓厚的工具理性色彩。在制度层面，商人已享有和庶民同等的政治、经济及日常生活方面的地位和权利，解除了束缚商人近两千年的桎梏。不过，也应注意到……文化观念的发展具有相对的滞后性，抑商观念仍会在一定时期内继续存在，并产生一定的消极作用。制度与行为也会有不相一致之处，抑商行为当然也不可能立即消失。明万历以后的历史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张明富《明代商业政策再认识》
(1)根据材料一，归纳宋元时期“通商‘日益复兴’”的表现。
(2)根据材料二，概括明代“通商”政策的特点。
材料一 据《天工开物》记载，明代高粱、玉蜀黍、番薯等开始普及，“燕、泰、晋、豫、齐、鲁诸道，蒸民粒食，小麦居半，而黍、稷、稻、梁仅居半；西极川、云、东至闽、浙、吴、楚腹焉，方长六千里中，种小麦者二十分而一”。粮食生产以外，也有为满足衣着生产的棉、麻、苧等，还有染料蓝靛、红花等以及其他手工业生产原料，蚕桑的栽育几遍天下。棉花种植，“江花出楚中”“北花出畿辅、山东”“浙花出余姚”“姚邑之北乡濒海……每至秋收，贾集如云，东通闵粤，西达吴楚，其息岁以百万计，邑民资是以生者，十之六七”。
——摘编自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
材料二 1920年《北四省灾区视察记》道：“因日本人近来在内地办的纱厂很多，而且棉花出口也很厉害，棉花的需要既多，人民争趋其利，广种棉花，几有每年连麦全不种的……粮食遂陷于空虚状态。”据部分地区1921-1925年农家调查材料表明，农民消费资料中，自给部分占65.9%，购买部分占34.1%，而在购买品中，如山西，“八口之家，无一人之身无洋货者”。1933年，湘、鄂、皖、豫、赣五省主席联电国民党中央，称：“外洋米、麦同时输入倾销……（国米）销愈疲，价值愈落，农民所需耕种各费罄谷之值，不能抵偿。”
——摘编自刘彦威《世界市场体系下的近代中国农业》
(1)根据材料一，概括明代农村经济的发展状况，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成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近代中国农村经济出现的变化及影响。
(3)综合上述材料，谈谈你对当前国家发展农村经济的建议。
材料一 《梦粱录卷十三》记载：南宋临安，每当夜幕降临，从清河坊至众安桥大街以及两侧坊巷的所有商店开始活跃起来，十里长街，灯烛辉煌，人流如潮，有些饮食店“通宵买卖，交晓不绝”。各种流动小贩，无论是夜市集中的地段还是小街里巷，到处都有。“至三更不绝，冬月虽大雨雪，亦有夜市盘类……市镇到南宋时普遍呈现出兴盛的景象。在南宋江南那些繁荣的市镇中，已初步形成像州县城市那样的市区，如吉州的永和镇“辟坊巷六街三市”，平江府的平望镇“邸肆间列”。
——摘编自陈国灿《略论南宋时期江南市镇的社会形态》
材料二 在明代，特别是中叶以后……商业很发达，商人拥有雄厚的资本。例如，徽州商人“藏镪（白银）有至百万者”，而资本二三十万两白银的，只能算是中等规模的商人。大小商人的数目迅速增长，江南、东南沿海和运河沿岸地区尤为商贾聚集之处。市场上的商品种类为数繁多，几乎任何东西都可能出现在市场之上。
——摘编自朱绍侯、龚留柱《中国古代史教程》（下）
材料三 （明初）市场管理立法初具规模，包括对商品价格的估定、度量衡的规范、牙商（中间人）的管理、不正当经商行为的处置都有专门的法律条文。洪武二十年（1397年）中禁人民无得擅出海与外国互市。
——摘编自张晋藩《中国法制通史》
(1)根据材料一概括指出宋代城市发展的特点。根据材料二指出明代商品经济有哪些新的发展。
(2)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初的商业措施.并指出这些措施有何影响。
材料一 原始社会末期，物物交换逐渐成为一种经常的行为，原始商业由此产生。此后，中国古代商业不断发展，伴随着商业的发展，城市的经济职能不断增强，历朝历代都兴起了不同数量和规模的商业大都市，且明期时期又兴起了一批工商业市镇。但是，由于国家政策的影响，虽然商业的发展创造了大量财富，但商人的社会地位始终较低。
材料二 “若无产者，赴逐雇倩（请），抑心殚力，计岁而受值者，曰长工；计时而受值者，曰短工；计日而受值者，曰忙工”。这些长工、短工、忙工已把劳动力当作商品支配，换取报酬。
——摘编自《震泽县志》
材料三 《户部则例》规定：“关税短缺令现任官赔缴。”为抑制民间商业活动，清王朝广设钞关，重征商税。有偷越关卡及偷漏税者，客商依律治罪，地方官一并议处。《大清律例户律课程》规定：“不纳课程者，笞五十，物货一半入官。”这些规定及税吏法外肆意勒索，使商人们视关卡为畏途。
——摘编自《中国法制史》
材料四 研究华商历史的郭德利指出：“在中国的史籍中并不乏有关从商致富的记载，但几乎毫无例外，过去几个世纪以来，商人最后总是倾向于把累积得来的财富或过剩的资本投资于购买土地，或供应下一代沉浸于传统典籍，参与科举，以便进入官僚行列。即使有人终生以商贾为业，仍会要求其下一代尽可能转向科举。”
——摘编自《中国全史商贾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商业经济的特点。
（2）材料二中“计日而受值”表明此时中国经济领域出现了什么新现象？它出现在手工业的哪一部门？
（3）根据上述材料，分析明清之际资本主义萌芽缓慢发展的原因。
材料一 宋太祖曾降旨：“令京城夜市至三鼓以来不得禁止。”夜生活变得丰富起来。一日两餐的传统饮食制度发生改变，变为一日三餐。酒店夜间营业成为刚需，并出现了灯箱广告。夜市的经营时间不断延长。甚至通宵。自此，夜市由原来的非法交易，变为合法经营，州桥夜市是名副其实的“美食街”，美食美味各具特色，应有尽有。马行街夜市里出现了很多“瓦子”，表演杂耍、曲艺、傀儡戏、影戏等。宋朝各大城市的夜市“侵占官道，接造浮屋”“起造屋字，侵占河岸”。以致“坊无广巷，市不通骑”。街道司负责街道卫生管理，“每日扫街道垃圾”。据《铁围山丛谈）记载，马行街的油烟污染，致使蚊虫不生。潘楼街鬼市杂有假冒伪劣商品，是出售来路不明之物的专门夜市场。汴京相国寺市场也被称为“销赃所”。
——摘编自铁引《<清明上河图>里的烟火气与大宋的地摊经济》
材料二 随着经济作物种植的扩大，以苏州府、松江府、嘉兴府、湖州府为中心的长三角地区，出现了棉作压倒稻作，桑蚕压倒稻作的新趋势。与此同时，在江南地区，朱径、朱家角、罗店、南浔、菱湖、濮院、乌青、双林，盛泽等成为著名的棉花、生丝及丝棉纺织品集散地，各区域性商人集团的大量出现，各类富商大贾生活条件、生活观念的改变，也冲击着传统的社会观念。
——摘编自张敏英《明清商品经济思想研究》
完成下列要求：
（1）根据材料一，指出宋代城市经济的特点及其影响。
（2）根据材料二，概括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发展的表现，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从经济思想、文学角度指出明清之际“社会观念”变化的具体表现。
材料一 明万历年间徽州人汪道昆的《太函集》中说：“吾乡左（轻视）儒右（崇尚）贾，喜厚利而薄名高，纤啬之夫，挟一缗而起巨万……要之，良贾何负于闳儒！”
——《中国全史·商贾史》
材料二 明代徽州商人余丈义“……少贫困，操奇赢，辛勤以振其家。性不好华靡，布袍芒履，游名卿大贾间泊如也。置义田以养族之不给者，义屋以居之无庐者，义塾以教族之知学者。又市隙地数十亩为义冢，以安乡人之不克葬者，所费不啻万缗，捐四千金建石桥以围水口，以利行人，年逾八十而行义不衰。”清代商人胡荣命“……贾五十余年，临财不苟取，遏善举辄捐货为之，名重吴城。晚罢归，人以重价赁其肆名，荣命不可，谓：‘彼果诚实，何藉吾名？欲藉吾名，彼先不诚，终必累吾名也。’”
——《中国全史·商贾史》
材料三 研究华商历史的郭德利（M.Godtey）指出：“在史籍中并不乏有关从商致富的记载，但几乎毫无例外，过去几个世纪以来，商人最后总是倾向于把累积得来的财富或过剩的资本投资于购买土地，或供应下一代，沉浸于传统典籍，参与科举，以便进入官僚行列。即使有人终生以商贾为业，仍会要求其下一代尽可能转向科举。因此，我们可以说，引发人们营商致富的动机中，实已包含了否定或摧毁商业企业发展的因素。”
——《中国全史·商贾史》
请回答：
（1）依据材料一，指出明清时期人们在思想观念上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2）依据材料二，概括指出明清商人的优良品质。
（3）郭德利认为“引发人们经营致富的动机中，实已包含了否定或摧毁商业企业发展的因素”。根据材料三，指出其论证的依据。
（4）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时代背景分析造成这一社会现象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