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宋代农业和民营手工业经济的增加，推动了商业资本的较快发展，不少富商大贾拥有巨额货币资本。宋人把当时的商业资本所有者的经营活动称之为“营运”，又叫“居物逐利”。其经营主体已扩展到官吏、士人、僧尼、个体手工业者和城镇市民等。通过长短途贩运、行商坐贾联营、批发零售结合以及包买包卖等类型进行营运。商业资本对宋代社会经济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摘编自张熙惟《宋代商品经营资本的发展及其历史地位》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代商业资本发展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商业资本的基本特点及积极影响。
材料一 1620年，欧洲爆发了贸易危机，以西班牙为中心的世界贸易体系遭沉重打击。1634年，菲利浦四世限制船只出海；1639年，在马尼拉，许多商人遭西班牙人屠杀；1640年，日本断绝了与澳门所有贸易；1641年，马六甲落入荷兰人手中，印度果阿与澳门的联系也被切断，中国白银流入被阻断。明朝末年日益恶化的通货膨胀（针对铜钱），正是白银进口长期不足的严重后果之一。长江三角洲人口稠密、经济高度商品化，急需白银对付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导致谷价暴涨，给城镇居民带来极大灾难，以养蚕为生者处境艰难。由于国际丝绸贸易萎缩，浙江湖州丝绸迅速衰落。1626—1640年，罕见旱涝和蝗灾接踵，伴随天花，导致晚明人口大幅下降，中国也被卷入17世纪那场困扰着地中海的世界危机。三吴向为出口贸易中心，因白银流入受阻外贸获利大打折扣，无暇自顾。宋明国赋“取诸东南，用之西北”的传统受到挑战，盖“东墙”穷绌，何以补缀“西墙”？崇祯困坐深宫，为饷银发愁。
——摘编自《揭秘明朝灭亡真正原因：竟是灭亡于经济崩溃》
材料二 在战争期间，英国征服的法国在加拿大殖民地，大部分归还原主人。英国将马尼拉和哈瓦那归还西班牙，将瓜德罗普、马提尼克、圣卢西亚、戈雷和印度的工厂归还法国。作为回报，法国将加拿大、多米尼加、格林纳达、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和多巴哥割让英国。法国还将路易斯安纳州东半部（从密西西比河到阿巴拉契亚山脉区域）割让英国。西班牙把佛罗里达割让英国。法国在枫丹白露条约（1762年）中秘密地把路易斯安那给了西班牙。此外，当法国在印度重新建立工厂时，法国承认英国客户是印度的统治者，并保证不向孟加拉派遣军队。英国同意拆除在洪都拉斯的防御工事，但保留了一个伐木殖民地。法国割让了它在北美大陆的所有领土，但保留了纽芬兰岛和圣皮埃尔和密克隆岛两个小岛的捕鱼权，那里的渔民可以在那里弄干他们的渔获。法国的殖民地瓜德罗普也获得了回报，它被认为比加拿大更有价值。
——摘编自1763年《巴黎和约》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明朝后期经济发展状况。简析导致明朝末期经济状况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763年《巴黎和约》签订，其签订的国家是哪两个国家？是什么战争的结果？简评1763年《巴黎和约》的影响。
材料一 社会流动无疑包括纵向流动和横向流动两部分。明朝人江盈科对纵向流动总结了一条变化规律，其向上的流动规律：贫穷之家→温饱之家→文墨之家→瞽缨之家→富贵之家；其向下的流动规律：富贵之家→歌舞之家→鬻贷之家→贫穷之家……明代社会的横向流动，首先体现在人口的分化和等级制度的解体上。自明代中期以后，农村人口开始分化……传统“四民”中的农，由于“不乐其生”的原因，开始寻求两条新的出路：富者趋末经商，贫者货产僦（租赁）庸。其次，人口的横向流动，广泛的移民层的存在，则是明代社会横向流动的另一标志。
——摘编自陈宝良《明代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
材料二 18世纪中后期是中国人口增长较快的历史时期。18世纪末19世纪初，山东、河北人流向东北，河北、山西、山东人流向内蒙古南部，陕西人流向大西北，湖广人流向四川。流动人口的职业，资料显示，占据第一位的是佣工，第二位是自家耕作的农民，第三位是小商贩，第四位是手艺人，此外还有挑夫、教书先生、奴婢、流丐、僧侣，以及配遣犯，多系下层社会人士。
——摘编自冯尔康（18世纪末19世纪初中国的流动人口》等
材料三 1984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城镇在对农民封闭20多年后，终于使他们向城市迁移、就业成为可能……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前期，珠三角地区吸引了全国大量劳动力流入，广东省的流入人口规模在全国居首位。90年代以后，长三角地区（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对流入人口的吸引力逐渐增强，与珠三角等地区成为流入人口集中的都市圈。
——摘编自郑真真、杨舸《中国人口流动现状及未来趋势）
(1)根据材料一、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清时期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流动的原因。
(2)根据材料一、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围绕“社会流动与国家发展”自拟论题，并予以阐述。（要求：论题明确，持论有据，论证充分，表达清晰）。
材料一 汉武帝征南越以来，欧洲通往东亚的海上贸易常由波斯湾经印度洋后，再绕马来半岛航行至日南、交趾两港。天竺国（印度）大秦国（罗马）等国往往由此沿海岸的近海航行至我国。281年外国商船改道至广州泊岸后，狮子国（斯里兰卡）蜀宾（克什米尔）扶南（柬埔寨）顿逊（泰国）狼牙修（马来半岛）丹丹（马来半岛）阁婆（印度尼西亚）婆利（婆罗洲）等数十国也多次遣使朝贡，“舟舶继路，商使交属”。东晋时期曾限制铜等用品在广州出口，并选派廉吏担任地方官以遏制官吏借外贸营私之弊。乘搭商人的海舶往来南海的僧人也越来越多。
——摘编自邓端本《两晋南北朝时期广州外贸考略》
材料二 唐代以广州为起点的交通，北可抵长安、洛阳，东北与江南沟通，西出南诏可达南亚诸国，东通闽、浙，南达沿海州府及海南岛，具有全方位的交通路线。杜甫所作之诗“宝贝休脂膏……海胡舶千艘”描绘了当时广州贸易之盛。
——摘编自陈伟明《唐五代岭南道交通路线述略》等
(1)根据材料一，概括西汉到南朝时期广州作为口岸城市崛起的表现。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唐代广州海外贸易繁荣的原因。
材料一 阶段对外贸易的主要表现
第一次经济紫荣时期对外贸易以陆路为主，海路处于萌芽时期，陆上丝绸之路横穿欧亚大陆，成为对外开放的主要通道。西汉对外开放以后，中国的冶铁、凿井等技术被传到西方。
第二次经济繁荣时期唐宋时期，朝贡贸易具有强烈的经济色彩。宋朝统治者一直把海外贸易看作利国利民的大事，我国古代以丝绸之路为主的陆路对外商道逐渐让位于东南海道。
第三次经济繁荣时期郑和下西洋成为中国古代航海史上的绝唱，清康熙以后，只有广州一地准许接待外商，陆上丝绸之路不再畅通。明朝遵行厚往薄来的原则往往赏赐数量惊人，清政府继续坚持这种理念。
——根据沈光耀《中国古代对外贸易史》整理
材料二 英国商人开拓海外市场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15世纪末世界贸易路线的变迁让英国的商港猛增，西欧各国商人在此云集，这些商港贸易主要掌握在冒险商人公司手中。16世纪50年代，在英国政府战争和外交手段的积极支持下，英国商人相继开拓出俄国、北美等市场，形成了一个世界市场网络。大名鼎鼎的东印度公司使英国从印度获得的资金在1亿英到10亿英镑之间。英国人逐渐习惯吃殖民地的糖、吸殖民地的烟、用殖民地的原材料和木材，并从奴隶贸易及转口贸易中获利甚巨。到17世纪末，一个以英国为中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开始出现。
——摘编自李新宽《英国重商主义经济体制研究》
(1)根据材料一，指出中国古代对外贸易的变化。(2)根据材料一、二，比较15-17世纪中、英两国对外贸易的不同。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主要原因。
(3)综合上述材料和所学知识，概括中、英两国对外贸易的共同影响。
材料一 从传说时代“神农尝百草，遇赤得茶而解”开始，茶就走进了中国人的视野。魏晋以来，茶因清淡虚静而渐渐受到佛、道教徒的广泛受用。唐朝时，饮茶多以茶饼研木，煮茶时讲究“三沸”，使得烹茶更具文人雅兴，于是茶道大行。当时南方产生了官茶四、寺茶四、农茶园等不同形式的茶园，仅湖州造茶一年就是“万八千四百八斤”。唐朝政府还开辟茶马古道、开设茶马交易市场，强化边设管理。随着唐朝与日本、印度、波斯、非洲国家的交流，茶叶也交流到了世界各地。宋元时代，出现了在茶中添加马奶、红枣、枸杞、油酥等物的习俗。明清时期，沿着郑和下西洋的航线形成了一条海上茶叶之路，以茶叶为大宗、经蒙古高原到俄罗斯的恰克图贸易也走向兴盛。
——彭星霖《基于历史角度分析茶业在我国的发展与兴衰变化》等
材料二 1657年，荷兰人把少量中国红茶转运英国，茶叶首次登陆英伦。1662年，英王查理二世迎娶葡萄牙公主凯瑟琳，饮茶嗜好被带入宫廷，引得“英人争先恐后以饮茶为一荣幸事”。1668年，东印度公司控制了北美十三州的茶叶转运，使得当地茶价高出英国本土一倍。19世纪，葡萄牙王室为解决财政问题，将中国茶树引种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市郊的皇家植物园，种植、采摘和烘焙茶叶的方法与中国完全一样。在中国茶农指导下，巴西种茶业一度蓬勃发展，在1873年维也纳世界博览会上，巴西出产的茶叶赢得了广泛赞誉。巴西人至今仍把茶叫作“洒”，与中文发音非常接近。秘鲁、牙买加、阿根廷等南美洲国家也都开展过中国茶树的引种工作。
——郭卫东《丝绸、茶叶、棉花：中国外贸商品的历史性易代》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茶业发展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相较于古代，17-19世纪中国茶对外传播的不同之处，并简析其原因。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茶向世界传播的意义。
材料一 14 世纪初，尼德兰安特卫普的集市逐渐发展起来。安特卫普集市一年举行两次，每次开放两周。安特卫普的市政当局拥有管理集市的权利，制定了针对钱币兑换和商业信用的制度，不强迫外来商人必须出售所有带来的商品等。14 世纪20-30年代，安特卫普地区的集市吸引了整个尼德兰的商人和手工业者、英格兰羊毛商、布匹零售商，一些意大利商人、南德意志商人还带来了大量布匹、酒、胡椒、玻璃器皿、金属制品等。到了15世纪末，安特卫普集市开始向综合性的交易所转变。
——摘编自宁凡《15-16世纪欧洲集市的转变——以尼德兰集市为例》
材料二 明初以来集市日渐发展和繁荣，如盛产线罗纱绸的盛泽镇，“富商大贾数千里辇万金而来，摩肩连决”；以产包头绢而闻名的双林镇，“各直省客商云集贸贩，里人贾鬻他方，四时往来不绝”。在这些市镇上，作坊主们为适应日益发展的市场需要，不断扩大其生产规模，并雇佣了较多的工匠。这些市镇附近的农村越来越多地从事商品作物的经营。如有的种桑、蔗、红花，棉；有的种蔬菜、水果、烟草等，但作坊主们“得不到官方的鼓励”，作为农业经济补充的商品化，往往被限制在维持小农经益的再生产限度内。随着人口的增长，“政府也变得更加集权，以试图控制迅速增加的民众”。这一切都导致了市场力量的发育与运作过程完全被扭曲。
——摘编自韩大成《明代的集市》等
(1)据材料一，归纳安特卫普集市的特点。
(2)据材料二，概括明代集市发展和繁荣的积极作用。
(3)据综合上述材料，结合所学知识，从唯物史观角度分析两地集市转型一成一败的不同原因。
材料一：宋朝时期，小农与市场的关系十分密切。大批农民参与到商品经济活动中，曾一度出现了难以阻挡的“全民经商”的态势。个体小农除了继续从事传统的粮食生产外，还大量地种植经济作物，进行家庭养殖，以及季节性地从事兼业活动，出现了所谓的“小农、小工、小商一体化趋势”。“今时农民多困穷，农业利薄，其来久矣，当藉他业以相补助者，殆不止此。”甚至许多农民以出卖劳动力为生，为商人负担贩运，农民卷入市场活动的现象也十分普遍。
——摘编自王权《小农经济的前世今生》
材料二：明代以生产粮食为主、家庭纺织原料为辅的自给自足性质的单一经营格局被逐渐突破。种植较广的经济作物，首推棉花和桑树，江南和华北都形成了大面积植棉区，蚕桑业则集中在长江三角洲地区；闽、粤等地大力发展甘蔗、荔枝、龙眼等经济作物。在经济作物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和城镇发展导致的非农业人口增长趋势的促动下，粮食生产也逐步被纳入市场网络，出现了粮食生产中心的移动。如江南原为粮食丰裕地区，但到明代中后期由于棉、桑等作物的广泛种植，致使粮食严重匮乏，只得从湖广、四川等地大量输入。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宋朝小农经济变化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代农业生产发生的变化。
材料一 北宋东京当时的饮食文化，被视为中国饮食文化史上辉煌的里程碑，在烹饪文化方面，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在市场上有正店（酒楼）、食店、拍户、脚店，分等划类，遍布全城。南食、北食、川饭胡饼，各地风味竞相献艺，坊、市不分，夜禁取消。大型酒楼达72家，规模宏伟，每店均可容千人以上宴饮。设备精良，各正店（酒楼）设施豪华，均以银器待客，成为中国烹饪史乃至世界烹饪史上社会酒楼的独例。在服务方面，博士卖酒，响堂行莱，歌舞伴宴，换汤斟酒；外办宴席，则“四司六局”全套服务。品种、技术各有特色，酒楼菜肴、食店小吃、川饭、分茶、胡饼、素馔，异彩.纷呈，难以尽数。宫廷宴会用酒9盛，佐食品种精美丰盛，每盏酒后有歌舞、杂技、相扑、踢球表演，场面宏伟。
——摘编自刘洋《宋代：中国饮食文化的第三个高峰期》
材料二 当时就出现两个名词，一个是大食堂、一个是小吃店，1956年以后公私合营并店，过去的小企业，二三十人、四五十人的小企业一下变成一个大食堂，一二百人了....公私合营以后由小变大，就是综合起来了。比如我在菜市口这一片，当时卖小吃的挺多，就集中起来一个大店，变成小吃店了，所有小吃都集中起来了，原来你那一个小摊儿、他那一个门脸儿，这样集中起来便于管理。使这些人既有生意，又有营生之道，统一实行工资制。这样这个企业本身，各种风味虽然都在一起，但是实行工资制度，不是你自己经营了，就是合营了。那么一些大的饭馆呢?也是几家合在一起，就变成一个大食堂。
——摘编自杨原《变迁中的北京“勤行”：陈连生口述》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饮食文化的特点并分析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捐出新中国成立后餐饮业出现了什么新形式，并分析原因。
材料一 “三代以下称治者三，文景之治，再传而止；贞观之治，及于而乱；宋自建隆息五季之凶危，登民于衽席。迨熙宁而后，法以斁，民以不康。”（王夫之《宋论·太祖十五》）且不论王夫之对神宗时期的微词，若就总体而言。将北宋前中期与西汉文景之治、唐代贞观之治相媲美，并非完全言过其实。清代学者戴震说：“宋以来，孔孟之书尽美其解，儒者杂袭老释之言以解之。”
——摘编自陈振著（中国断代史系列：宋史》
材料二 晚明的学士很欢喜干政，不过太无常识，所言论的与实际政治相隔太远。流寇遍地，有人主剿，有人主抚，一讲到方法上便目之为支离了。所以是一无实际。明末的士风这样，所以为清初学者的晚明遗老都有一种觉语。顾亭林便是其中之一个，他说：“今之君子……聚宾客门人之学者数十百人，‘譬诸草木，区以别矣’，而一皆与之言心言性。舍多学而识，以求一贯之方；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我弗敢知也。”
——摘编自王桐龄著《中国史》（下卷）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若就总体而言，将北宋前中期与西汉文景之治、唐代贞观之治相媲美，并非完全言过其实”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顾亭林的观点，并简析其提出该观点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