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随着南宋湖北地区军事战略地位的上升，汉江漕运功能越来越显得重要，同时问题也随之出现。汉水运量增大，而官府所付漕运脚钱不仅没有增加多少，反而由于支付湖广会子，而实际脚钱呈下降趋势。以当时市值而论，2贯700文湖广会子才可兑换一贯铜钱交子。由于湖广会子贬值严重，到达鄂州的纲船听说要改拨襄阳，没有不张皇失措的。另一方面，汉江下游嶓冢、仓浪、大别一带，水势湍急，但从汉口溯流至郢州，滩碛比较少见，行船尚不算困难。郢州、襄阳以上水道有所谓36滩之险。纲运至此，必须换上数百小舟转漕，谓之“般滩”，所需费用大大增加。

——摘编自王瑞明、雷家宏《湖北通史宋元卷》

材料二   明末清初80年间，受战乱和人口锐减的影响，汉江航运一度比较冷清。随着康熙中期社会秩序的恢复，汉江上游人口的大幅度增长（部分来自于周边人口涌入），由于汉江流域尤其是山区耕地及亩产增加，经济作物烟草、药材、漆树、油桐、木耳、香蕈等扩种，农业商品化率的提高，以及秦巴山区手工工场的兴办，到乾隆年间有了明显变化，嘉庆、道光两朝形成汉江航运繁荣时期。与此相应，汉江干支流一批城镇逐渐兴盛起来，如汉中港、兴安港、老河口港、襄樊港等等。在汉江流域城镇和集市的流通货物品种，基本上都是日常用品，并且借助汉口镇大批的商人群体，大大加快了本区域的商品流通。

——摘编自张笃勤《文化视域的汉江与武汉》

材料   江南市镇的“早期工业化”所带来的优质生丝、丝绸、棉布，不仅畅销国内市场，而且出口海外，使人们看到了初露端倪的“外向型”经济。……明代成化、弘治（1465~1505年）以后，……盛泽镇附近的黄溪市，丝织机坊“雇人织挽”，闲时解症，忙时雇佣，因此有了如同其他商品市场一样的劳动力市场。……江南市镇作为一个工商业中心，其人口结构不同于乡村，号称“工贾艺术杂处”，即以工商业为主，各行各业各色人等杂处之地。

——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的“早期工业化”》

材料二   英格兰1520~1801年城市人口估计（千人）

材料一 泉州文化遗产（部分）及价值贡献表注：●核心贡献；○辅助贡献

——摘编整理自《泉州商贸中心》

材料二13-14世纪意大利商人开始向中国进发，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家族来到中国，热那亚商人在泉州建立了“商站”。意大利商人通过与中国的直接和间接贸易，掌握了在欧洲出售东方商品的垄断权。意大利商人从英、法等地运回羊毛，在本土组织呢绒生产，将呢绒运到地中海东岸地区销售以取东方的商品。呢绒制造业在意大利北部城市迅速崛起。出于海上贸易和争夺制海权的需要，威尼斯和热那亚等城市都建立了自己的舰队，造船业也随之兴起。在商业的实践中，意大利商人形成一套完整的商业谋略和经商方法。例如在商业活动中实行“委托制”、“股份制”，同时“海上保险业"、“票据"支付方式等也逐渐开展起来。……地中海区域的商业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并对欧洲历史发展起到过重要的促进作用，西方史学把上述现象称之为“地中海商业革命”。

——摘编自微博作者《“泉州一威尼斯”时代》

材料一   东罗马帝国（即拜占庭帝国）在兴衰迭起中维持了千年，1453年被奥斯曼人灭亡。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控制着重要的商路，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地中海地区的商业中心。它的货币是国际标准交换媒介，帝国的出口转运贸易和国内商业达到了西方国家无法企及的水平，不仅推动了本身的经济文化发展，也促进了中世纪西欧贸易活动的复兴和城市的兴起，加快了整个地中海地区的商业活跃。拜占庭政府积极吸引各国商人进入帝国境内经营，把征收进出口关税的特权赐给了在东地中海地区进行贸易活动的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为意大利城市共和国的发展铺平了道路。帝国的商人及其商品，对西欧摆脱其封建的自给自足经济，对意大利城邦走上控制地中海商业的道路，都起到了极大的作用。拜占庭商业的不断进步，使帝国始终保持强大的国力，积累了雄厚财富，传下了由查士丁尼编纂的罗马法、由认真的学者们加以汇集、注释和保存的古典时期和希腊化时期的文学、艺术名著和宗教。

---摘编自徐家玲《拜占庭在中世纪地中海商业复兴中的地位》

材料二   唐朝长安城的坊市制度不仅进行了市与坊的划分,而且在市内又设有行与 肆。随着商业的繁荣，产生了许多新兴行业，如绢行、肉行、磨行、药行等。市坊制对市坊、行、肆的划分,推动了行业分工的细化。在商业发展的推动下，长安城内出现了南市与北市,城郊草市的繁荣扩大了城市规模，推动了古代城市化进程。市坊的划分将商业贸易空间规定在狭小的范围内，政府还运用行政法律手段限制市的规模的扩大。经考古勘测，长安城面积约为83平方公里，东西两市分别为 0.924平方公里、0.956平方公里,仅为长安城面积的 2.2%。市坊制下的商业贸易活动范围十分有限，无法满足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需要，也不利于商人扩大经营。市坊之下商业原有市铺已经划定，投身贩卖之业的平民不得不进行灵活性较强的流贩贸易。唐初,对坊市商贩征税为“三十税一”，后来变为“税十之一”甚至“税五之一”。中唐以后,管理者“大索长安城中坊市商贾所有积屯货物，意其不实，辄加榜捶，人不胜苦，有缢死者”，政府越来越腐化，许多行之有效的措施弊端显露，坊市制度走向瓦解。

----摘编自李小虎、卢川《从市坊制度看唐代商业发展》

材料一 就宋代整个市场情况看，由一系列的城市、镇市和墟市组合而成的区域性市场，自小而大地发展起来了。这些市场可分为：以汴京为中心的北方市场，以东南六路为主的东南市场，由广南东西路组成的两广市场等。货币的发展是宋代商业发展在深度上的一个重要标志。在宋代，金、银、铜钱和铁钱是主要货币。铜钱不仅在国内和周边各族之间流通，也在南海诸国流通。随着商业信贷关系的发展，宋代最先产生和使用了交子。

——摘编自漆侠《宋代经济史》

材料二 经过“商业革命”，欧洲已经快速富裕起来了。相应地，对贵金属的需求和供应空前增加；有了早期的银行信贷业务；出现了经过政府批准的各种股份公司、商业机构；每个国家都建立起自己统一的货币，以适应贸易和工业的需要。“商业革命”的深入发展与近代民族国家在欧洲成为普遍现实几乎是同步的。所以，在“商业革命”后期，所有民族国家都把“商业革命”抓在自己手里。这样“重商主义”也就应运而生了。

——摘编自陈乐民等《欧洲文明扩张史》

材料 宋初，全国设置榷货务管理机构6个，山场13个。种茶的百姓为园户，官府向园户提供种植本钱，园户则将所焙制之茶除输租外全数交由政府收购。政府榷货机构根据收购茶叶的数量向商贾出售茶券（亦称茶引），商贾凭茶券到茶场提货（称为交引）。由于政府向园户以较低的价格收购，又以较高的价格批发给商贾，政府获取了丰厚的利润。至嘉枯（公元1056-1063年）中，由于主管官吏的官商作风，对园户的茶叶压级压价收购，影响了园户种茶的积极性，产量和质量逐年下降。导致产销脱节。加之管理不善，成本上升，使整个官卖制度经济效益下降。为了克服和改变这一情况，遂将全国茶的专卖改行通商法：茶商园户交易，则按质论价。这样既提高了园户生产的积极性，又减少了官府收购及调拨的环节，使茶叶交易趋于优质优价的经济原则，也减少了交易程序。《宋史》记载，行禁榷（即官卖法）时平均每年从茶利得到的财政收入109.41万贯，改行通商法后平均每年得117.75万贯，可见改通商法财政收入有了增加。

——屠振林：《我国古代茶叶专卖政策和茶税征收办法》

材料一   15世纪以后，英国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民间财富稳步增长，一些商人拥有了对外贷款等金融活动的资本，但放贷取利的行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被斥之为“高利贷”，备受教会谴责，英国国王也不断重申取缔高利贷的法令。然而高利贷活动屡禁不止，后来在宗教改革的冲击下，权威当局逐渐承认了利息的合法性。此后，放贷取利的行为一直为英国政府所认可。宗教改革后，大批修道院被解散，农业生产者从基督教会获得贷款渠道也被切断。生计艰难的小农为了生存不得不求助于私人放债者。16世纪以来，莫格兰境内涌现出相当一批银行从业者，他们通过一系列信贷活动，在英国财政和金融领域里相继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17世纪晚期，英国公共财政支出的扩张远远超出了私人银行家所能承受的范围，整个财政制度出现了被压垮的迹象。为了缓解财政窘境，1694年8月1日，英格兰银行正式宣告成立，它的问世标志着英国公共财政体系的建立。

——摘编自孙海鹏《近代早期英国银行业的兴起》

材料二   15—18世纪，中国资本市场中的钱庄、银号、帐局等新兴金融机构比之早期的典当铺以及钱铺、放帐铺发生了变异，除存款、放款、钱币兑换之外，更有过账业务及钱票发行等新业务，汇兑也大量为商人服务。因银行业机构的进展，更大份额的金融业务摆脱了地主、商人、官僚之家家产的形式，开始由正式的社会化金融机构进行，尤其是相当多的一部分票据化形式的商业信用通过早期的社会银行业机构进行。这一时期，作为主要业务的各种形式的信用放款、抵押放款得到了发展，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存款作为重要业务形式也得到了发展，并在社会上普遍运用；存款的发展使商铺、金融机构扩大了资本规模；其次通过存款各种商铺及典当、钱庄、放帐铺等扩充了信用圈子，对18世纪以后钱票的出现起了相当的催化作用。

——摘编自刘秋根《15—18世纪中国资金市场发育水平蠡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