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广州自汉唐以来一直是中国最大的外贸海港，宋立国后率先在此设置市舶司，管理对外贸易。宋人赵汝适在其《诸蕃志》中列出了与宋代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名称超过了六十个。宋政府为保障入港商船的-安全及防备走私，开始执行“望舶之制”，专订在广州、泉州等港设置了望检司。两宋海外贸易的规模之大，在市舶司净利收入中可略见一斑。宋初59万缗，徽宗时110万缗，绍兴年间更高达200万缗。宋代海外贸易的范围自西太平洋到印度洋、波斯湾，确为汉唐所未有。宋朝借助海外贸易这一个充满巨大经济利益的平台，吸引国内外的经济要素不断进入近海区域，参与到近海市场的经济活动之中，从而为近海市场的兴起创造了条件。
——廖伊婕《宋代近海市场研究》
材料二 20世纪80年代，我国对外贸易呈现总体逆差，逆差累计额达381亿美元；90年代（除93年外）基本为顺差，顺差额为486.5亿美元；从20世纪90年代到2001年，我国对225个关税税率进行下调，减少和取消商品配额和进口限制等非关税壁垒手段，在出口方面实行出口退税制度，确立了我国在国际分工中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以及我国进出口商品结构，为我国成为国际贸易大国奠定了基础。
——孙玉琴《中国对外开放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海外贸易发展的表现并分析其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对外贸易的主要变化并分析背景。
材料一 随着南宋湖北地区军事战略地位的上升，汉江漕运功能越来越显得重要，同时问题也随之出现。汉水运量增大，而官府所付漕运脚钱不仅没有增加多少，反而由于支付湖广会子，而实际脚钱呈下降趋势。以当时市值而论，2贯700文湖广会子才可兑换一贯铜钱交子。由于湖广会子贬值严重，到达鄂州的纲船听说要改拨襄阳，没有不张皇失措的。另一方面，汉江下游嶓冢、仓浪、大别一带，水势湍急，但从汉口溯流至郢州，滩碛比较少见，行船尚不算困难。郢州、襄阳以上水道有所谓36滩之险。纲运至此，必须换上数百小舟转漕，谓之“般滩”，所需费用大大增加。
——摘编自王瑞明、雷家宏《湖北通史宋元卷》
材料二 明末清初80年间，受战乱和人口锐减的影响，汉江航运一度比较冷清。随着康熙中期社会秩序的恢复，汉江上游人口的大幅度增长（部分来自于周边人口涌入），由于汉江流域尤其是山区耕地及亩产增加，经济作物烟草、药材、漆树、油桐、木耳、香蕈等扩种，农业商品化率的提高，以及秦巴山区手工工场的兴办，到乾隆年间有了明显变化，嘉庆、道光两朝形成汉江航运繁荣时期。与此相应，汉江干支流一批城镇逐渐兴盛起来，如汉中港、兴安港、老河口港、襄樊港等等。在汉江流域城镇和集市的流通货物品种，基本上都是日常用品，并且借助汉口镇大批的商人群体，大大加快了本区域的商品流通。
——摘编自张笃勤《文化视域的汉江与武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南宋汉江漕运的主要困难，并说明此时期汉江水运地位突显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清代汉江流域经济发展的表现，并分析其原因。
材料一 明朝中后期，原产美洲的玉米、红薯传入中国，提高了粮食产量，使许多原本用以种植粮食作物的耕地改种桑树、棉花等经济作物。在浙江湖州，每亩桑田出售桑叶可获利5两白银，比种植水稻要高出一到两倍。当地部分养蚕人自己不种桑树，依靠购买桑叶养蚕。嘉定县因种植棉花，“不产米，仰食四方”。当时商业很发达，商人拥有雄厚的资本。例如，徽州商人“藏镪（白银）有至百万者”，而资本二三十万两白银的，只能算是中等规模的商人。
材料二 明朝嘉靖、万历年间，民间海外贸易兴起，中国海商的足迹几乎遍布东南亚各国。他们用瓷器、丝织品换取南洋的香料、药材和珠宝。欧洲的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到来后，则用白银换取中国的生丝和瓷器。隆庆元年（1567年），明朝政府开放海禁，在漳州府的月港设督饷馆，私人海上贸易取得某种程度的合法地位。在明朝的海外贸易中，中国始终处于出超地位，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不得不用大量白银来支付贸易逆差。海外白银的流入，增加了国内白银的总量，扩大了白银的流通范围。货币开始以白银为主。
——以上材料摘编自卜宪群《简明中国历史读本》
完成下列要求：
（1）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朝中后期商品经济发展的表现。
（2）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海外白银流入中国的主要背景。
（3）据上述材料和所学知识，简析海外白银流入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
4 . 材料一：明清时代的江南地区，涌现出大量的工商业市镇。江南市镇的发达，当然不是在明清时代突然出现的，从宋代开始，正式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农产品的交换与流通日益频繁，江南农村的草市及定期市逐渐演化为商业性的聚落。一些传统的城镇，随着商业化的影响，军事及行政功能渐趋退化，商业功能则日渐浮现。
——《中华文明史》
材料二： 英国工业革命期间的城市化进程,可以通过人口流动的数字得到说明。农村人口和农业人口不间断地流向城市和工业。1751-1780年的 30年间,英国离开农业的人口总数为75000人…… 1821-1830年间为267000人。截至19世纪中叶, 英国城乡人口的比例已经彻底改观。据统计，到1851年时,英国总人口为1800万,其中农村人口占 48%，而城市人口占52%。
——摘自王斯德《世界通史》
（1）根据材料一指出明清时期江南工商业市镇形成的两个途径.
（2）概括材料二反映的现象，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
材料一 古者四民（士农工商）分，后世四民不分。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此宋元明以来变迁之大较（大概）也。天下之士多出于商，则纤啬（计较细微）之风日益甚，然则睦姻任恤之风往往难见于士大夫，而转见于商贾，何也？则以天下之势偏重在商，凡豪杰有智略之人多出焉。其业则商贾也，其人则豪杰也。为豪杰则洞悉天下之物情，故能为人所不为，不忍人所忍，是故为士者转益纤啬，为商者转敦古谊。此又世道风俗之大较也。
——沈垚《落帆楼文集》
根据材料一所论“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此宋元明以来变迁之大较”，结合所学，以汉、唐为例，概括指出宋代以前商人的社会地位，并提炼总结作者的主要观点。
材料一 中国南方在公元前已经种植甘蔗和制造蔗糖浆。战国诗人屈原在《楚辞》中就有“有柘浆些”之句，柘浆即甘蔗汁。《新唐书》记载唐太宗派专使到印度学习熬糖法。当时制糖规模有限，产量不高，尚属名贵产品，供少数官僚士大夫享用。宋时掌握了熬制成白色透明的白砂糖和冰糖，即所谓糖霜的技术。明朝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和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分别叙述了甘蔗移栽技术，并画出了榨蔗汁和熬糖设备。清中期以后，糖品消费逐渐进入日常生活中。清人李调元《粤东笔记》载，此时糖最白者“售于东西二洋，称为洋糖，次者售于天下。”
——摘编自《清代台湾制糖业的发展》等
材料二 台湾大规模种植甘蔗，榨制蔗糖始于十七世纪上半期。1624年荷兰人占据台湾后，在台湾南部实行贷款、货种等手段推进蔗植业，台湾成为荷属东印度公司产糖的重要基地之一。明末清初，天灾人祸使无数贫民流亡至台，多以从事农业为生，甘蔗的种植面积继续扩大。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利用天时地利发展蔗植业。1683年康熙统一台湾后，闽粤等省先进的制蔗糖技术工具很快传入台湾。为追求经济利益，台湾农民大面积种植甘蔗。甘蔗的广泛种植带动了台湾制糖业的兴起。清代后期，台糖是台湾外销的主要商品，在国民经济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摘编自《清代台湾制糖业的发展》等
材料三 近代以来，欧洲甜菜糖业迅速崛起，在20世纪初已占据世界糖品生产总量的半壁江山。古巴、爪哇等地的甘蔗糖业也空前发展，直接左右着北美及东亚糖品市场的走势。受其影响，东亚传统甘蔗糖业大国——中国主导的前近代东亚糖业旧格局解体，传统的手工制糖技术也逐渐衰落。
——摘编自《中国糖业史研究的新开拓》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大陆地区制糖业发展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明清之际台湾地区制糖业迅速发展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近代中国制糖业衰落的启示。
材料 我国是最早利用海洋的国家之一。殷墟即发现了来自南海乃至阿曼湾的海贝。齐国借助“边海”的地理条件，发展“鱼盐之利”，成为春秋战国时最为富庶的国家。汉代“海上丝绸之路”雏形即已出现，魏晋而后，僧人“附商舶”西行“求法”，成为佛教东传的重要方式。宋元时代指南针等远洋航行工具的使用，使海外贸易达到鼎盛。明朝前期，在郑和下西洋的背景下，出现了一批重要的航海著作，如《瀛涯胜览》《星槎胜览》《西洋番国志》等，记录海行见闻，反映当时东南亚、印度以及阿拉伯、东非等地的风土人情、山川形胜。明后期，郑若曾针对倭寇等问题，在《筹海图编》中明确提出“海防”的主张：“欲航行于大洋，必先战胜于大洋。”而明、清政府常常采用“海禁”的办法。到鸦片战争前，“各省水师战船，均为捕盗缉奸而设”。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等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我国古代海洋利用的特点。
材料 中国古代货币演变概括表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提炼两条有关中国古代货币演变的结论，并予以说明。（要求：结论明确；史论结合；逻辑严密）
9 . 【加试题】事物的变化，历史的延续，是人们观察、分析问题的重要尺度。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古者四民（士农工商）分，后世四民不分。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此宋元明以来变迁之大较（大概）也。天下之士多出于商，则纤啬（计较细微）之风日益甚，然则睦姻任恤之风往往难见于士大夫，而转见于商贾，何也？则以天下之势偏重在商，凡豪杰有智略之人多出焉。其业则商贾也，其人则豪杰也。为豪杰则洞悉天下之物情，故能为人所不为，不忍人所忍，是故为士者转益纤啬，为商者转敦古谊。此又世道风俗之大较也。
——沈垚《落帆楼文集》
材料二 地理学家胡焕庸发现，“自黑龙江之瑷珲（今黑河市），向西南作一直线，至云南之腾冲为止，分全国为东南与西北两部”，则中国96％的人口密布在总面积约占36％的东南土地上，而总面积64%的西北地区人口才占到4％，“多寡之悬殊、有如此者！”此即“胡焕庸线”。
有意味的是，“胡焕庸线”与长城的线路走向多有叠合，与400毫米等降水线几乎重合。有研究者认为，“胡焕庸线”出现于1240年左右，在“胡焕庸线”两侧，自然生态禀赋差异明显，由此锁定了中国古代经济的格局。翻检平遥古城、皖南古村落等凝聚中国古代商业文化精神的世界文化遗产，亦主要分布于“胡焕庸线”的东南一侧。今天，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突破“胡焕庸线”的一缕曙光已然初现。
——整理自胡焕庸《中国人口之分布》、李扬等主编《智慧城市论坛》
（1）根据材料一所论“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此宋元明以来变迁之大较”，结合所学，以汉、唐为例，概括指出宋代以前商人的社会地位，并提炼总结作者的主要观点。
（2）围绕“胡焕庸线”的认识，阅读材料二，结合所学，请选择阐述：①“胡焕庸线”所反映的南宋以来中国古代经济格局与突破“胡焕庸线”的“一缕曙光”。②平遥古城和皖南古村落与明清中国商帮的关系及其商业文化特色（只列观点，不加阐述不得分）
材料 “中国宋代实现了社会经济的跃进，都市的发达，知识的普及，与欧洲文艺复兴现象比较，应该理解为并行和等值的发展，因而宋代是十足的‘东方的文艺复兴时代’”。“宋代社会可以看到显著的资本主又倾向，呈现了与中世社会的明显差异。”
——（日）宫崎市定《东洋近代史》
概括材料观点，并进行论证。（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逻辑准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