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北魏孝文帝认为使用近百年的都城平城“只是用武之地，非可文治”，而洛阳是帝宅王里，可“光宅中原”，故有意迁都。由于迭经战乱，洛阳早已衰败，太和十七年（493）孝文帝巡幸洛阳，令穆亮和与汉族人氏李冲、董爵等人筹划重建。两年之后，北魏“六宫及文武，尽迁洛阳。”考古发掘证明，北魏洛阳城的核心格局继承、发展了中原正统王朝的都城模式和制度。迁洛早期重建的洛阳宫太极殿广泛吸收、借鉴了魏晋洛阳城、南朝建康城和平城太极殿的形制。整个城市分为宫城、内城和外郭城。布局谨严，规模宏大，远超前代。筑外郭城以及在城内统一规划建造里坊，郭城区域的功能进一步明确和丰富。

——摘编自钱国祥《北魏洛阳外郭城的空间格局复原研究》等

材料二   在灯火困难的古代，官方对于民众作息时间的管理，是一件关涉到“秩序”的大事。朱熹曾说：“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其所以饮食作息者，皆道之所在也。”北宋初，《宋刑统》明确规定：“犯夜（禁）者，笞二十。”后宋太宗仿照唐制，于东京城设置街鼓，在夜禁开始与终止时击鼓通报。宋仁宗时，夜禁仍然实行，但此时的东京城已“不闻街鼓之声”。北宋末，东京城的州桥夜市“直至三更”，马行街一带“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耍闹去处，通晓不绝”，夜禁实际上已经废除，古代城市发展中的一项重要变革得以完成。

——摘编自冯之余《古代中国的黑夜秩序》等

材料一 越官府廨垣及坊市垣篱者，杖七十，侵坏者亦如是。

——《唐律疏议》

凡市，以日中击鼓三百声而众以会；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声而众以散。

——《大唐六典》

材料二 京城夜市自三鼓以来，不得禁止。

——《宋会要辑稿•食货》

坊巷桥门及隐僻去处，俱是铺席买卖。

——南宋《梦粱录》

材料三 明清时期，星罗棋布的江南市镇大都位于交通便利之区，农村居民出户，不到十里就有一个市或镇可以买卖货物。市镇的地位大致在农村与府城之间。苏州府城位于江南水网的中心地带，各主要水路把郊区市镇与苏州府城紧密地连在一起。

——李伯重《多角度看江南经济史》

材料一   宋代城市功能由单一的维护封建统治的堡垒功能，日趋走向多样化，它的社会、商业贸易、文化消费等功能日益显露出来。最明显的就是城市生活由原来只为统治集团、贵族官僚服务开始面向下层，面向一般市民生活需求。史载，“今闾阎之卑，倡优之贱，男子服带犀玉，妇人涂饰，尚多僭侈，未合古制”。城市突破了居民区和商业区的区分，中世纪前期的城市管理制度“坊市制”被十分发达的“厢坊制”所取代，到了南宋中叶，不少城市又演变为“隅巷（坊）制”，坊不再是封闭式的居民区，实际上是商业与居住混杂在一起的街区。南方以自然经济区域为范围，以经济发展为驱动力，推动交通，人文方面的发展，形成一个个独具风格和特色的多功能城市，走上了经济型城市的发展道路。正是这场宋代的“城市革命”，推动了封建城市规划的变革，中国城市的发展，开始了多元化的道路。

——摘编自吴刚《中国古代的城市生活》等

材料二   明清时期江南市镇发展有两次高峰……明嘉靖万历年间江南地区市镇数量约为226个，到清乾隆嘉庆年间增加到410个，约万户以上的大镇有15个，市镇数量整体上呈现明显增长的趋势。这其中以盛泽、濮院和南浔人口最多，这三个超级大市镇都是专门的蚕桑市镇。此外还有双林镇和菱湖镇、乌青镇、震泽镇等，都是以丝织产业而闻名的小镇。……随着蚕桑业的不断发展，需要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投入到与蚕桑生产相关的行业中。于是，震泽镇及近镇各村居民，乃尽逐绫绸之利，有力者雇人织挽，贫者皆自织。

——摘编自范虹珏、胡浩《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特色发展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