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尚书六部，乃政府公职，而九卿则是王室私属。从九卿转变到六部，正是政府逐步脱离王室独立之明证…一相嫌于专擅，且亦事冗不给；多相则互委，不专责，易生同异，以致扰败。尚书置左右仆射，分判六部，各治三官，可免上述之弊。而尚书惟在政务之推行，至于出命覆夺，尚有中书、门下。故曰三省之于宰相，六部之于九卿，不得不说是政制上之一进步。
——钱穆《国史大纲》
材料二 “天圣以来，国用浸广，有请算缗（算缗：给商人增加赋税）以助经费者。仁宗曰：货泉之利，欲流天下通有无，何可算也？”“开宝四年（公元971年）置市舶司于广州，后又于杭州、明州置司。”“熙宁五年（公元1071年），诏发运使薛向曰：“‘东南之利，舶商居其一。’”
——节录自《宋史·食货志》（下）卷八
(1)根据材料一，概括指出三省六部制是“政制上之一进步”的理由。
(2)据材料二和所学知识，归纳指出宋代商业政策出现的变化。
材料一 考古发掘显示，宋元时期，契丹境内出土的钱币主要为宋钱，占总数的70%左右；目前出土的金代窖藏铜钱以北宋铜钱品种最多，约占钱币总数的90%以上；从西夏遗址、窖藏中发现，宋钱币占西夏流通钱币总数的90%以上。在日本、越南、印度尼西亚、泰国等地，均有大量的宋币出土。到1959年止，东非发现中国、罗马等古代钱币中中国钱币占57%，其中能鉴定出年代的又有91%是宋钱。
材料二 除了宋朝货币币制先进，货币体系完善之外，当时海上贸易在商业运输成本、运输规模、贸易周期等方面与陆上贸易相比，具有显著的比较优势。两宋均重视商业贸易的发展，如宋神宗就曾经说：“东南利国之大，舶商亦居其一焉。”宋高宗强调：“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当，所得动以百万计”。亚洲海路贸易从而空前繁荣。
——摘编自张星《宋元时期中国货币域外流通研究及当代启示》崔蕊满《宋代钱币的国际化程度考》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宋钱在当时所处的国内和国际地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钱重要历史地位形成的原因并分析其影响。
材料一 元代商税税率较轻，至元七年（1270年），定“三十分取一之制”。宋元时期，制度化的抑商内容已五去其四，仅在专卖制度中有部分保留。“通商”一词在《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书中出现的频率陡然增高，仅《宋史》一书，“通商”一词即出现近50次。《金史》《元史》等史籍中，也出现不少“通商贾”“通商惠工”“力墙通商”的记载。在宋元时期的商业政策中，虽然抑商仍未消失，但通商“日益复兴”，通商已深度地参与到国家治理之中，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和方法。
材料二 “抑末”是明代的一项宏观的国家经济管理政策，主要是平衡各经济部门的关系，驱使游惰之民归于南亩，保证有足够多的人手从事农业生产，维护传统社会的稳定。而国家理性地对待商业，实行“通商”，则主要是为了足边、裕国、便民，解决国家面临的重大难题，具有浓厚的工具理性色彩。在制度层面，商人已享有和庶民同等的政治、经济及日常生活方面的地位和权利，解除了束缚商人近两千年的枉格。不过，也应注意到……文化观念的发展具有相对的滞后性，抑商观念仍会在一定时期内继续存在，并产生一定的消极作用。制度与行为也会有不相一致之处，抑商行为当然也不可能立即消失。明万历以后的历史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张明富《明代商业政策再认识》
（1）根据材料一，归纳宋元时期“通商‘日益复兴’”的理由。
（2）根据材料二，概括明代“通商”政策的特点。
（3）综合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析宋、元、明三代的“通商”政策。
| A．劳动力商品化明显 | B．人身依附关系严密 |
| C．城乡经济联系松弛 | D．抑商政策有所调整 |
材料一：自宋朝开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商品经济发展的速度加快，宋代政府在对农业与商品经济关系的处理上出现了许多与历朝的不同之处。唐朝的“坊市制度”在宋代被取消，此举极大地促进了城市经济发展。重农抑商情况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农业生产的发展使国家有了雄厚的经济实力，因而商业的发展只能对统治者有利，而不会影响其统治地位。宋代仍然把农业放在经济发展首位并注意改进农业生产工具，奖励垦荒，因此，至天圣年间（1023～1033年）农业得到很大发展。随之而来的是手工业的兴旺，造船的发达和对外贸易的发展，这时指南针已普遍用于航海。造纸、雕版印刷、火药均已出现。此外，纺织、制瓷、矿冾等各部门都有显著发展，各业作坊规模之大，超越前代。
——摘编自邓晓影《宋代商业发展与商人地位的提高》
材料二：到了晚明时期，由于玉米和番薯等新的粮食作物的引进和推广，粮食生产有了突破性的发展。由于经济效益可观，种棉和养蚕更是蔚然成风。各地商品的种类比以往更丰富，而这又进一步促使工商业专业市镇的大量兴起。如松江，是明代最著名的棉纺织业中心，有众多手工业专业市镇和商品集散地，其中朱泾镇“四乡盛产棉花，乡人精于纺织，所产标布质地精细”。随着经营范围的扩大、资本的增多、竞争的激烈，开始产生了一批商业集团，也就是所谓的中国商帮。其中最著名的是徽商，不仅人数多，而且资本雄厚，经营多种行业。在明清之前，人们都以习儒或做官为一生的奋斗目标。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新“四民观”和“工商皆本”思想的出现，许多文人学士也开始加入到从商队伍中，“弃儒就贾”成为当时的风气。但是商业化的发展也进一步刺激了社会的世俗化，社会的商业化使人心趋于机械、变诈，人们唯利是图。
——摘编自陈君齐洋锟《晚明的商业发展与社会变迁》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朝商业繁荣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晚明商业发展的表现及影响。
材料一 唐代“市舶使籍其名物，纳舶脚，禁珍异”，其中“禁珍异”带有明显的货物检验特征。宋代市舶司正式被赋予进出口商检职能，通过“征榷”等手段对货物进行管制，依据货物不同品质确定不同的抽取税率。元代颁布的《市舶则法》规定，舶商必须“依例招保舶牙人保明，牙人招集人伴数名”，下船收买货物开具的公验上写明“本船财某人、纳首某人、货物斤重”等货物与船舶鉴定的内容。明朝时商检职能逐渐交由市舶牙行担任，牙行在朝贡贸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清代十三行明确规定，“货价既经协议妥贴以后，货物应力求道地，有以劣货欺瞒夷商者罚”。
——摘编自徐鉴《中国早期商检机构的萌芽》
材料二 1929年以前，中国进出口贸易中的检验流程多为外国人把持，在借鉴英法等国的商检立法下，南京国民政府于1929年将各类检验机构接办或收回，在全国重要通商口岸设立商品检验局，统一进行行政管理。抗战爆发前，南京国民政府集结工商业人士，先后召开三次商品检验会议，对全国商品检验实施程序案、各项商品检验标准等进行具体商讨。1930年出台的《商品检验暂行条例》明确了商品检验任务包括：检验国产商品及输入商品之有搀伪积弊者；检验国产商品及输入商品之有毒害危险可能者；检验国产商品及输入商品之需要鉴定等级者。
——摘编自陈晋文《近代商品检验制度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古代对外贸易商品检验机制的发展趋势。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海关商品检验制度确立的背景，并简析其作用。
材料一 宋代城市，除了专门的酒楼、茶馆、食店（风味饭店）、肉行、饼店、鱼行之外，还有许多流动商贩，产品包括点心、干鲜水果、肉脯等不下百种。东京城商铺林立，一应俱全，尤其是来自海外的香料铺也出现在街头，说明当时市民百姓阶层也开始使用香料了。宋代政府让各类商人组成行会，并按行业登记在册，否则就不能从事该行业的经营。盐、茶等商品具有特殊性，往往会由政府专营。
——摘编自刘永加《唐宋时期如何活跃消费市场》
材料二 20世纪30年代国内外严峻的局势催生了国货运动，国民政府工商部严令各省市总商会，国货商品必须冠以国货字样。官办的《广播周报》专门开辟了无线电问答节目，围绕国货访谈展开讨论。此外，民国时期的报馆、杂志社与出版社等亦聚焦于国货运动，登载了各种有关国货运动的文章、评论、条例与统计报告等。在提倡国货运动的声浪中，多数城市富裕家庭衣食住行的必备品至少部分由洋货变为国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出口商品的相关状况
| 时间 | 中国进出口状况 |
| 1978年 | 我国进出口总额只有355亿元，不足2018年的千分之二。 |
| 1979年 | 中国进口第一批可口可乐，这在当时算得上是奢侈品。此后，惠普、通用、东芝、夏普等品牌陆续进入中国。 |
| 1978年到2017年 | 我国出口总额从168亿元提高到15.3万亿元，增长914倍，年均增速为19.1%。2017年中国“双11”购物节吸引了225个国家和地区的消费者，第1分钟就有超过200个国家和地区的买家涌入，手机、服饰、平板电视、笔记本电脑等产品受到海外消费者的热捧。中国人实现了轻松地“买卖全球”，中国则一步步晋升为“世界工厂”，又逐渐转变为了“世界市场”。 |
——摘编自《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国人买卖遍全球》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城市消费市场活跃的表现并分析其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20世纪30年代中国近代消费观念的变化，并谈谈你对“中国人买卖遍全球”的认识。
材料一 元祐二年（1087）十月，泉州港正式成为全国最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之一……出于生存的需要，南宋统治者放宽了对工商业的控制，鼓励发展工商业，使得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达到了历史上顶点。由于经济的兴起，城市化进程也有所加快，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在不断改变。有宋一代，科学技术成果极为丰富，航海技术也相较以前有所提高，以理学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也发展到新的高度。由于南北陆路和东西陆路的交通断绝，南宋的大致方针是向北防御，向南发展。因此，面向东南海陆发展与东南亚等国的关系也就成了必然的趋势，而作为海上对外交往中心枢纽的泉州也应时兴起。
——陈炎《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
(1)根据材料一，概括“泉州港成为全国最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之一”的有利条件。结合所学，指出宋代“南北陆路和东西陆路的交通断绝”后海路转趋于发达的两条路线。
材料二 至道光四年（1824），“高家堰大堤溃决，冲毁运道，运河水量激减”。清江浦南北一带“运河底高已达一丈数尺，两淮积淤宽厚，中泓如线。向来河面宽三、四十丈者，今只宽十丈至五、六丈不等；河底深至五、六尺者，今只存水三、四尺，并有深不及五寸者。舟只在在胶浅，进退俱难。”道光五年，黄河再次发生大水……运道淤塞严重，漕船纷纷搁浅于泥淖之中。然而，漕运维系着京师的粮饷供给，道光帝也不得不发布上谕，议行海运。其实，此时实行海运已完全具备相应的条件。一是较元明时期，人们对海道的熟悉程度大大提高，对于海洋航行知识了解的也更多；二是交通工具的改进也使得海运的风险大为降低。……道光帝由于得到了琦善等封疆大吏的支持，遂决定实行海运，批准了他们的奏请。
——《清江浦兴衰研究》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分析清江浦城市发展的不利因素。结合材料一、二谈谈你对城市兴衰的认识。
材料三 像伦敦这样的城市，就是逛上几个钟头也看不到它的尽头，而且也遇不到表明快接近开阔的田野的些许征象，——这样的城市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东西。这种大规模的集中，250万人这样聚集在一个地方，使这250万人的力量增加了100倍；他们把伦敦变成了全世界的商业首都，建造了巨大的船坞，并聚集了经常布满太（泰）晤士河的成千的船只。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分析伦敦成为“全世界的商业首都”的必然性，并指出伦敦城市化早期进程的问题。
材料一 “叫声，自京师起撰，因市井诸色歌吟、卖物之声，采合宫调而成也”
“京师凡卖一物，必有声音，其吟哦俱不同”
“浴处挂壶于门”“纸马铺皆于当街用纸衮（古代君王等的礼服）叠成楼阁之状”
（《清明上河图》中赵太丞家医药铺外竖牌）“治酒所伤良方集香丸”“五劳七伤回春丸”
“亏便亏我也！谓价廉不称耳。……人莫不笑之，而买者增多”
“每一坊巷口，无乐棚去处，多设小影戏棚子，以防本坊游人小儿相失，以引聚之”
——摘编自唐成飞《宋代商业广告色议》
材料二 伴随着商帮的兴起，明清时期的广告突破了宋元以来的地域性，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发展，开始转向大众传播。商业字号开始出现，一些具有文化底蕴的商人使得以广告为代表的商业经营更具特色，并注重自身广告的真实性。以晋商会馆广告为例，不仅凸显了晋商对产品质量和价格的保证会馆关公像及行业道德碑刻也成为晋商文化及品牌信誉传播的重要载体。
——摘编自范妍妍《明清至近代晋商广告研究》
(1)根据材料一，概括宋代商业广告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其成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评明清时期的商业广告。
酿酒业、酒文化与社会发展有着密切关系，在东西方都有悠久历史。
材料一在宋朝的一些重大事件中，无论是“黄袍加身”，还是“雪夜访普”“杯酒释兵权”，都有酒的影子。从《东京梦华录》中的记载可知，北宋时期宫廷宴饮礼节十分繁琐。在东京城的酒肆里，酒客们花钱取乐，酒事活动丰富多彩。在孟元老笔下，北宋东京城酒楼众多，经营有序。酒楼经营者对酒楼中各族各色人等都以礼相待。北宋中期后，东京城的夜市分布范围极广，通宵达旦的夜市为酒客提供了饮酒的便利。农历五月初五是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又称“午日节”），古人认为这一天是不祥的“恶日”“毒日”，故在此日举办各种辟邪活动，并饮菖蒲酒。在北宋，无论是皇亲贵胄还是普通百姓，其婚嫁礼都伴随着多种多样的酒事活动。
——摘编自王佳佳《北宋东京城酒文化研究》新乡学院学报2020年5月
材料二19世纪末，德国葡萄酒法律开始以天然糖分含量作为品质判定的标准，葡萄酒的分级依据放弃了中世纪方式，转而以化学测量评定葡萄汁来对葡萄酒分级。当时一向推崇新教的普鲁士对此大加赞赏，而实际上，德国葡萄酒市场也是一样的想法。在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间，德国业界迎来了“黄金时代：随着德国的工业化进程，很多新型机器被投入到葡萄园的生产中。在酿酒的过程中，有些人用了一些不诚实的方法，走了一些捷径：用希腊的葡萄干代替德国原产葡萄，或是直接灌装意大利的廉价葡萄酒，甚至掺入糖水……许多诚实守信的酒庄主要求出台新的法规以保护合法权益。1892年，法规通过了第一草案：禁止恶劣的欺骗行为。
——摘编自Reinhard Lowenstein《德国近代葡萄酿酒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北宋东京酒文化特点与形成原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与北宋相比德国近代葡萄酒业发展的时代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