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材料二   “大上海计划”是南京国民政府为打破上海公共租界与法租界垄断城市中心的局面而制定的计划，从1929年7月开始实施。其实，一些有识之士早就萌生振兴华界、抗衡租界的民族复兴思想，早就开展了一些规划的努力。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大上海计划”被迫停止，但它的制定与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新市区经济的繁荣，改善了城市居住和交通现状，凸显了进行城市规划的必要性与有效性，甚至对解放后进行的整体规划等都产生较强的示范作用。

——摘编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汇编》

材料一   16世纪，英格兰就有373个地方存在市场，占总数的37%。市场城镇的规模和功能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拥有300-400人口的小城镇，市场的影响所及为周围几英里的农村；第二种是人口在600-1000人或偶尔2000人的市场城镇，几乎所有的郡都有半打这样的市场城镇；最大的市场城镇是郡府所在地，英国东南部的五大郡各有2个彼此竞争的郡城，居民通常为几千人，具有悠久的自治传统，在经济和思维方式上影响着广大农村。

——摘编自徐浩《中世纪西欧市场和市集制度新探》

材料二   成化时期（1465-1487年），随着江南经济的发展，在交通便利的地方，镇市逐渐兴起。其中，一少部分是宋元旧有市镇的复苏与扩张，而大多数是新产生的。到万历以后，其市镇总数不下200个，其中规模大、功能全的镇至少有160个。这些市镇之间的距离大体在10-30里之间，一般最大距离不超过农家一日舟行往返足以完成买卖的路程。……在江南地区，一般在每个市镇的周围，都有密集的从事小商品生产的村坊和初级集市环绕，这些市镇作为商品集散之地，又与本府州和临近府州的治所所在地的中心城市互相沟通联结，形成一个以水路舟行为基本交通脉络的网状结构。

——齐涛《中国古代经济史》

材料一   上古时期，人们只称“城”，而不称或少称“城市”。中国初期的城市，不是经济起飞的产物，而是政治领域中的工具。

——摘编自徐龙国《中国古代城市与文明起源》

材料二   中国早期城市制度是由《周礼》规定的。在《周礼》之后，古代城市的发展进程始终伴随着国家的权力确认。从秦汉以后到宋，中国的城市政治制度既体现为国家结构的严密，也体现为市场和社会、家庭要素的功能性导入。

——摘编自姚尚建《在城市革命之前——中国古代城市的制度巩固》

材料三   近代以来进入工业时代，经济中心城市优先增长。中国城市发生分化，部分城市衰落，而另一部分城市因被迫开放成为通商口岸脱颖而出，如上海、天津、武汉、广州、重庆等沿江、沿海的中等城市相继发展成为百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

——摘编自何一民《试析近代中国大城市崛起的主要条件》

材料四   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启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国家，却也较早承受了转型时期公共卫生状况严重恶化的后果，不得不摸索出一套适应域市化、工业化发展需要的公共卫生管理制度。最终，英国构建出一套以地方政府为核心，辅以中央政府监督引导的公共卫生管理制度。

——摘编自王广坤19世纪中后期英国公共卫生管理制度的发展及其影响》

材料一   北魏孝文帝认为使用近百年的都城平城“只是用武之地，非可文治”，而洛阳是帝宅王里，可“光宅中原”，故有意迁都。由于迭经战乱，洛阳早已衰败，太和十七年（493）孝文帝巡幸洛阳，令穆亮和与汉族人氏李冲、董爵等人筹划重建。两年之后，北魏“六宫及文武，尽迁洛阳。”考古发掘证明，北魏洛阳城的核心格局继承、发展了中原正统王朝的都城模式和制度。迁洛早期重建的洛阳宫太极殿广泛吸收、借鉴了魏晋洛阳城、南朝建康城和平城太极殿的形制。整个城市分为宫城、内城和外郭城。布局谨严，规模宏大，远超前代。筑外郭城以及在城内统一规划建造里坊，郭城区域的功能进一步明确和丰富。

——摘编自钱国祥《北魏洛阳外郭城的空间格局复原研究》等

材料二   在灯火困难的古代，官方对于民众作息时间的管理，是一件关涉到“秩序”的大事。朱熹曾说：“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其所以饮食作息者，皆道之所在也。”北宋初，《宋刑统》明确规定：“犯夜（禁）者，笞二十。”后宋太宗仿照唐制，于东京城设置街鼓，在夜禁开始与终止时击鼓通报。宋仁宗时，夜禁仍然实行，但此时的东京城已“不闻街鼓之声”。北宋末，东京城的州桥夜市“直至三更”，马行街一带“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耍闹去处，通晓不绝”，夜禁实际上已经废除，古代城市发展中的一项重要变革得以完成。

——摘编自冯之余《古代中国的黑夜秩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