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唐宋时期，在商品经济更高程度发展基础上，一批富民乘势而起，形成了“富民社会”。顾名忠义，“富氏”是占有财富的人。但就富民来说，“虽田连忏陌，家资在巨万，亦只与耕种负贩者同是一等齐民”，没有任何特权。因为没有特权，他们主要通过租徊契约实现对耕种者的剥削。伴随国家赋税的征收方式和乡里制度的变革，富民逐渐成为乡村拉制的主要力量。中国社会也向流动化、市场化、平民化方向发展。“富民社会”之后，从理论上说，随着商品经济更高程度的发展，市民阶层逐渐壮大，社会将进入“市民社会”，但具体就中国历史的发展而言，明清时期是否已经形成一个市民阶层还是值得慎重研究的大问题。

——摘编自林文勋《中国古代“富民社会”的形成及其历史地位》

材料二   14世纪末，经过三、四个世纪的发展，西欧农民经济社会生活状况已大为改观。在此情况下，西欧农村分化出一批精英分子：富裕农民的兴起。“通常他们有相当于六、七年收入的储蓄。他们有很多家畜，很好的家具、器皿，有三、四床鸭鹅被，有地毯、银盐罐、高脚酒杯、一两打的汤匙。”在英国，通过大面积承租领主自营地或者蚕食小农。到16世纪，50%以上耕地已经集中到他们手中。以此为基础，富农在地方事务中的领袖作用令人瞩目。为了打赢一场官司，他们“不惜每人花20英镑，以斗垮一个不受欢迎的领主”。他们改变着乡村的经济和政治生活，也改变着他们自身。显然他们是一个崭新阶层的前身，一代新人呼之欲出。

——摘编自侯建新《社会转型时期的西欧与中国》

材料   中国传统社会的三大子系统：政治、经济和文化。政治是居高临下的，不仅居第一位，而且包容并支配着经济和文化，造成了所谓“政治一体化”的特殊结构类型。经济是大国政治的经济，即着眼于大国专制集权体制的经济，私人经济没有独立的地位，因而也未能产生的独立的社会力量。文化是高度政治伦理化的文化，着眼于大国专制一统为主旨的意识形态整合的功能，异端思想和形式化的思辨不是没有，而总却被遮蔽，了无光彩。政治高于一切，一切都被政治化，一切都以政治为转移。这种社会生态性的高度倾斜，造成不了什么别的力量去制衡、约束政治系统，成为中国难以走出“中世纪”的症结。

——摘编自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

材料   南雄商人以货入京，至长淮关，吏留而税之，既阅月而货不售。商人讼于官，刑部议吏罪当纪过。上曰：“商人远涉江湖，将以求利，各有所向，执而留之，非人情矣。且纳课于官，彼此一耳。迟留月日而使其货不售，吏之罪也。”命杖其吏，追其俸以偿商人。   

（太祖）敕中书省曰：“朕初以边戍馈饷劳民，命商人纳粟，以浙淮盐偿之，盖欲足军食而省民力也。令既数年所输甚薄，军饷不供，岂盐价太重．商人无所利而然欤?尔中书其议减盐价，俾输粟于西河、梅川，庶粮饷可给而内地之民省挽运之劳。”

   ——《明太祖高皇帝实录》

材料 中国古代对“本”与“末”的看法和政策

——摘编自李伯重《从“重农抑商”到“工商皆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