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明清鼎革之际，有不少“不肯事清”的中国人，跟随海外贸易的航路逃往国外。清初，清统治者将这些不肯事清的所谓“汉人”的华侨视为“背弃祖宗庐墓”的“莠民”和“自外王化”的“弃民”。“华侨入海，非奸则盗”“不是通番，就是叛逆”。为防止沿海人民出洋增强寓居海外“汉人”的力量，清政府对海外贸易及华侨出入国采取了严厉的限制措施。对于荷兰、西班牙等殖民主义者在殖民地大肆屠杀华侨的暴行，清政府不闻不问。

——摘编自许肇琳《试析清代前期华侨政策及海外移民转变》

材料二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在秘鲁等地的华工及华侨受到大规模的、骇人听闻的迫害，清政府立即与秘鲁、西班牙政府进行交涉，并派出容闳等官员前往该地进行实地调查取证，并于1874年与秘鲁订立“查办虐待华工专条和商约”，使西班牙等国作出了一定的让步。

随着与海外联系的加强，清廷特别是洋务派逐渐认识到：侨居海外的华侨绝大多数都是被生活所迫才出国的。他们虽侨居海外，身在异邦，却心系祖国。在新加坡，“华民十五万，富甲各埠，除衙舍公产外，所有实业，华人居其八，洋人仅得其二”。1905年，陈宝琛发起组织的福建全省铁路有限公司，南洋华侨投资就达200多万元。

——摘编自韩小林《论清代华侨政策的演变》

材料一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无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虐，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贾而卖，无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矣。

——晁错《论贵粟疏》

材料二   生之有时而用之无度，则物力必屈……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今驱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则畜积足而人乐其所矣。

——贾谊《论积贮疏》

材料三   （明朝）除征收市镇店肆门摊税、市栈门摊税外，在交通要地遍设关卡征税，几乎每隔十里就有一道关卡。……商税又极苛重，例如，一船灯草、笤帚，只值一两多银子，而货物税和船税却要三四两银子，小商人只得弃船而逃，或焚货而去。

——《华夏货殖五千年》

材料四   顺治末年（1660年左右），清政府下令将北起山东，南至广东的沿海居民内迁三四十里，并且将所有船只悉行烧毁，寸板不许下水。凡溪河庄（装）栅，货物不许越界。时刻了望，违者死无赦。

——《台湾外记》

材料一1793年，英国使臣马嘎尔尼离开北京前起草了一份信件，将英国政府及东印度公司委托他向中国政府提出的要求转达给乾隆皇帝。要求如下（部分）

（英王）“为与中国皇帝发生友谊，并增进两国之邦交，扩充两国人民之商业。”“允许英国商人在北京设一洋行，买卖货物。”“划一未经设防之小岛，归英国商人使用，以使英国商船到彼收歇，存放一切货物，且可以居住商人。”“于广州附近得一同样之权利，且听英国商人自由往来，不加禁止。”“英商运往广州货物，赐予免税。”

——摘编自《清史编年》

材料二 乾隆皇帝给马嘎尔尼的答复信件如下，（部分）

咨尔国王，远在重洋，倾心向化。朕拨阅表文，词意肿恳，具见尔国王恭顺之诚，深为嘉许。尔国王表内恳请派一尔国之人住居天朝，照管尔国买卖。此则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其实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又据尔使臣称，欲求相近珠山地方小海岛一处，商人到彼，即在该处停歇，以便收存货物。天朝尺土俱归版籍，疆址森然。即岛屿沙洲，亦必划界分疆，各有专属，此事尤不便准行。

——摘编自《清实录》等

材料一   18世纪的英国政府依然推行重商主义。为保障毛纺织品出口，政府出台相关法律，禁止羊毛出口，又禁止工匠和技术工人移居国外，并长期禁止纺织机械及其他设备出口。为避免外来竞争，1700年政府颁布法令，禁止丝绸及印染棉布进口，这对于东印度公司的东方贸易造成重大打击，但却促进了国内丝织业和棉纺织业的发展。与进口商品的高关税相对应，英国政府又实施出口补贴政策，以推动对外出口。18世纪末，重商主义受到挑战，英国政府开始尝试自由贸易政策，80年代英国与宿敌法国签订了一份自由主义的商业协定，赋予两国在欧洲商业和贸易中的完全自由。

——摘编自钱乘旦、刘金源《英国通史（四）》

材料二   清朝满族当政，以少制多，更加强了中央集权，经济上坚守重本抑末政策，但康熙也提出“恤商”和“利商便民”口号，清延长期对待工商业既不提倡，也不大禁。清朝废除明朝的匠籍制度，给官营手工业者自由，放弃明代官矿政策，允许商民开矿。政府财政税收也以白银为计算单位。商帮为政府和皇室专卖物质，并兼营典当、汇兑等业务，势力经久不衰。清朝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国家财税长期主要来源于田赋，海关收入比重在1753年四口通商时所占岁入税额仅四十分之一，乾隆后期进一步改为一口通商；另一方面进口商品除了铜、铅就是一些高档奢侈消费品，对外贸易没有建立在自身迫切需要之上。

——摘编自许涤新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等

有学者这样论述“康乾盛世”：康雍乾三位皇帝对中国的历史贡献是有值得肯定的地方，如物产丰饶、国家稳定，对分裂势力不断围剿等。但政治上不开明，贪污腐败上行下效，文化上也十分落后，科技更是一片黑暗，再无影响世界之发明。进而指出，康雍乾时期的政治稳定是以牺牲中国发展机遇为代价的结果。所谓的繁荣也是停滞的繁荣，不是发展的繁荣。

——摘编自周思源《百家讲坛》

材料

——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

——史志宏《清代户部银库收支与库存统计》

注：上两表中的贸易额及岁入单位均为“银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