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680年，福建官员杨捷等人为缓解百姓生活压力、防止敌对情绪再次高涨，上琉请求开海贸易，同年，金门、厦门、铜山、海坛四岛率先开海，之后整个海禁政策随之松动。1683年，郑氏反清力量覆灭，1684年清政府正式废除海禁政策，大量中国商船出海贸易，海外商船也纷纷来华，刺激了国内经济的增长，中外交往也随之增多，清朝国力进一步提高。

材料二   1684年海禁政策废除后，众多沿海华人到东南亚的吕宋、马六甲等地进行贸易，并逐渐定居于此，这些海外华人中包括部分明末反清移民和从台湾出逃的郑氏后人。康熙帝在得知这一情况后，逐步禁止内地人民前往南洋。1717年“南洋禁海令”出台，禁止沿海地区的人民前往东南亚、南亚等南洋海域进行贸易。

——以上均摘编自王玉婷《康熙年间的海禁政策初探》

材料一16世纪以来，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受到海外市场的拉动，但经济发展面临的新机遇却遭到明清统治者极其顽固地抵制。清代初年，政府规定：私自经营进出口贸易者一律处死，货物全部没收。到了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严格规定“洋船只许在广东收泊”。夏燮的《中西纪事》中也记载了当时“洋行据为垄断之利，诛求不已，串通官吏，税费日增”，各种货物的税率没有明确规定，并且存在“向来人要税，货也要税”的现象。18世纪后期，面对西方殖民者以外交手段与中国建立贸易交往关系的诉求，清政府却认为西方商人是慕华而来，倾心朝贡，广州知府蓝鼎元便指出“既禁之后，百货不通，民生日”的严重问题。

——摘编自刘玲《明清之际东南沿海经济发展的机遇及其丧失》

材料二1890~1912年，全国资产万元以上的纺织厂有25家，而长江三角洲地区就有21家，当时“妇工、童工的劳动已经成为新式工业尤其是纺纱的重要力量”，家庭手工业遭到前所未有的冲击。近代华侨在国内的投资主要分布在沿海城市，如厦门工业80%~90%的厂家都是华侨投资或与华侨资本有关，厦门的裕昌米粉厂每月出产的10余万斤米粉还大批配运至南洋各地。1920年，厦门地方人士发出开辟马路的倡议，成立厦门市政会，负责工程审议和筹款，进行马路建设。据1930年统计，泉、漳两市共计有泉国公司、泉洛公司等23个汽车公路公司，行车里程达1691公里。20世纪80年代以来，东南沿海在全球尤其在东南亚经济圈中的战略影响愈益广泛。

——摘编自张莉《近代华侨投资与东南沿海地区的社会经济变迁——以闽南地区为中心》

材料一   清朝初期的海禁政策，对于政府的税收和社会的安定都有很大的负面影响。1684年，康熙皇帝下令准许人民出海贸易，随后又在福建厦门、广东广州、浙江宁波及江南松江先后设立海关，负责管理与外国通商事宜。海外贸易在此时得到一定恢复。但从康熙末年起，海外政策又转向保守，严格限制出海船只的规模和数量，并且对出口商品也有诸多限制，同时还禁止人民侨居外国。到乾隆年间，清政府对于口岸互市的限制和管理更加严格起来，仅限广州一地通商，并严禁私自交易。本来一度繁荣的对外贸易，又复委顿，沿海经济日趋萧条，给当地居民造成严重后果，以致有用四五千金建造的大船，任其朽蠹于断港荒岸之间。

——摘编自刘隽永《明清两朝保守主义的海外贸易政策》

材料二   重商主义在英国的良性发展，对当时英国社会经济的巨大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着重体现在为英国和殖民地商业利益而垄断帝国贸易的“航海法”：即硬性规定殖民地输出商品必须先到英国，殖民地进口商品必须经过英国；进出口货物必须由英国或英属殖民地船只装载。17世纪资产阶级革命，英国通过——系列商业战争和殖民战争，先后打败了航海和商业上的劲敌荷兰与法国，夺取了它们的大量海外殖民地。1654年通过《英葡条约》，英国把葡属殖民地置于自己保护之下。由此，英国确立了对大片地区的殖民统治及商业特权。18世.纪头70年，英国海外贸易的增长势头较大，1700年英国出口量占国民产量的8.4%，1760.年上升为14.6%，出口增长占国民产量增长的51%，推动了英国工业生产的发展。为促进对外贸易，英国政府不断调整对外贸易政策，最终于19世纪60年代初确立了自由贸易制度。

——摘编自林秀玉《英国对外贸易现代化进程之探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