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宋元继承了唐代的制度，在主要港口设置市舶司，管理对外贸易事务。宋代的重要通商口岸有广州、泉州、杭州、明州、温州等处。元代的重要通商口岸又增加了上海、澉浦（今浙江省海盐县）、庆元（今浙江省宁波市）等几处。市舶的税收，在宋元两代是一笔重要的财政收入。当时的中国海舶，从设备、运载量到航行技术，都是世界最先进的。日本、朝鲜、印度支那半岛、缅甸、马来半岛、印度尼西亚诸岛、菲律宾群岛、孟加拉、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波斯湾沿岸、阿拉伯半岛、埃及以及非洲东部和地中海沿岸各地，当时都跟中国有海上交通和贸易往来。丝绸、瓷器、漆器、金、银、铅、锡等是中国外销商品的大宗，珍珠、玳瑁、犀角、象牙、珊瑚、玛瑙、乳香、胡椒、药材等则是从国外输入的主要商品。宋元朝廷都比较重视贸易，对海外来的商人和使节，给以款待，有时还赐予官职。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纲要》

材料二   海禁政策成为明朝一代禁止私人海外贸易的皇明祖训。清初畏惧海上抗清势力，规定“片板不许下水，粒货不许越疆”。康熙五十六年禁海令规定：不准大陆商船出海前往南洋等地进行贸易；对来中国贸易的外国商船，“令地方文武官员严加防范”。还关闭和收缩对外贸易港口明朝政府用牙行制度控制对外贸易。每当外国贡舶到达港口时，牙行便前往看货，并将货物报官，待派官抽分以后，才由牙行带领内商前来贸易明朝将丝绸、铜钱、铁器、硝石、硫磺等列入禁品。《万历会典》规定：“凡将缎匹、绸、丝、绢、丝绵私出外境货卖及下海者，杖一百，货物船只并入官。”清朝对出口货物的限制更严，粮食、铜铁、硫磺、硝石、书籍等物严禁出口，丝织品、茶叶、大黄的出口量严加限制对外国使者和外商，明清两朝防备极严。明朝禁止中国官员、百姓和“夷人接触”。清朝乾隆二十二年以后，先后四次颁发《防范章程》，对外国人的商务活动，居住处所、行动自由等都作了详细的规定。

——摘编自徐明德《明清时期的闭关锁国政策及其历史教训》

材料一   郑和七下西洋盛况空前，但是他下西洋的大量原始资料，如皇帝敕书、郑和船队的编制、名单、航海日志，帐目等，本应存于兵部档案，如今却已荡然无存。据称有大臣因郑和下西洋劳民伤财，国家财政难以负担，生恐皇帝再有此举，故私自藏匿并销毁。郑和之后的明清时期，政府转向放弃领先世界的航海技术，关上了通往海洋的大门，直到四百多年后被西方国家用枪炮强行轰开大门。

材料二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林则徐认为海洋经略“实为海疆久远之谋”；魏源不仅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海防思想，而且提出了大力发展工业和航运业推动海洋贸易生产发展，“以商贾为本计”的海洋经略思想……从第二次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之间，李鸿章发出了“御外之道莫重于海防，海防之要莫重于水师”的呐喊；张之洞提出了“整顿海军实为经国要图”……辛亥革命爆发后，孙中山指出：“海权操之在我则存，操之在人则亡”，“海军实为富强之基”。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后，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的海洋经略主要体现在有限的海洋防卫力量建设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始在经济、政治、法律、军事、科技等广泛的范围内较为全面的经略海洋，先后批准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进行了一系列海洋立法，发布了《中国海洋21世纪议程》等政府性文件，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等解决与周边国家海洋争端的思想，使我国海洋事业获得较快的发展。但是不容否认的是，我国仍然与海洋强国的目标有较大差距。

——摘编自刘中民《国际海洋政治专题研究》

材料一   清廷实行较明朝更为严厉的海禁政策。顺治帝多次下令，严禁商民船只私自出海，违禁者不论官民，一律处死，货物没入官府……原先最为担心的海上威胁已消除，但群臣对是否开放海禁意见不一……广东福建、浙江等沿海各省的地方官别认为海外贸易有利于国计民生，要求开放海禁。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廷下令取消海禁，开放海外贸易，分别设立粤、闽、渐、江四海关……然而，清廷对“外夷”来华始终存有戒心，对国内民众大批外出，或留居南洋，或聚集海上，也深感忧虑，怕对海防构成威胁。故自康熙后期开始，清是对通商口岸、外贸路线、出海时间等，不断加以收缩和限制。

——摘编自王家范等《大学中国史》

材料二   还在军事革命胜利在望之初，毛泽东就明确提出了三项外交方针。第一，是“①”。就是不承认旧政府同外国政府所建立的外交方针以及所缔结的一切条约，任何国家必须在尊重中国领土和断绝与国民党政权外交来往的基础上，重新与新政府进行建交谈判。第二，是“②”。就是不急于取得资本主义各国的外交承认，要争取在肃清一切内外威胁和各种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及影响后，再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谈建交问题……第三，是“一边倒”……促使新中国采取如此彻底的革命外交的方针的，根本上在于共产党人有着完全不同于国民党人的意识形态……新中国的外交选择，带有鲜明的阶级革命的色彩，即使是出于国家安全的考量，也是不可避免的

——杨奎松《在毛泽东“革命外交”的背后》

材料   希腊人的早期城市公社发展到一定水平，便开始向周围地区移民，广泛建立移民点。这些移民点和许多由之分出的城市公社之间，存在着各种联系，特别是扩大奴隶来源方面的联系，而这类联系又促进了希腊城市公社向更高水平的发展。公元3世纪及稍后，中国北部的鲜卑诸族，欧洲的日耳曼诸族，当他们有了铁器，知道农耕，开始进入阶级社会，从而具有一定向外扩张条件的时候，或者和平迁徙，或者暴力侵犯，向与他们邻近的先进农耕地区扩展。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打开民族之间的闭塞局面，而且加速了他们向先进的封建社会形态过渡。

——摘编自吴于廑、齐世荣《世界史》

材料一   1680年，福建官员杨捷等人为缓解百姓生活压力、防止敌对情绪再次高涨，上琉请求开海贸易，同年，金门、厦门、铜山、海坛四岛率先开海，之后整个海禁政策随之松动。1683年，郑氏反清力量覆灭，1684年清政府正式废除海禁政策，大量中国商船出海贸易，海外商船也纷纷来华，刺激了国内经济的增长，中外交往也随之增多，清朝国力进一步提高。

材料二   1684年海禁政策废除后，众多沿海华人到东南亚的吕宋、马六甲等地进行贸易，并逐渐定居于此，这些海外华人中包括部分明末反清移民和从台湾出逃的郑氏后人。康熙帝在得知这一情况后，逐步禁止内地人民前往南洋。1717年“南洋禁海令”出台，禁止沿海地区的人民前往东南亚、南亚等南洋海域进行贸易。

——以上均摘编自王玉婷《康熙年间的海禁政策初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