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从进入明朝开始中国的海洋防务就开始停滞不前，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寸板不许下海”是明朝建立伊始就制定的遏制中国人对外交往的海禁政策。洪武七年（1374），明政府下令撤销自唐朝以来就存在的，负责海外贸易的福建泉州、浙江明州、广东广州三市舶司，中国对外贸易遂告断绝。为了防止沿海人民入海通商，明朝法律规定了严酷的处罚办法：“若奸豪势要及军民人等，擅造三桅以上违式大船，将带违禁货物下海，前往番国买卖，潜通海贼，同谋结聚，及为向导劫掠良民者，正犯比照已行律处斩，仍枭首示众，全家发边卫充军。”

清朝历代君主与明中叶以后的历代统治者一样，都没有认识到世界形势的巨大变化，他们在继承传统儒家治国平天下思想的同时，依然用传统的治边思想和治边政策去对付从海上来的西方殖民主义者。顺治元年，清政府颁发“迁海令”，将北起山东南至广东的沿海居民内迁三十四华里，并且将所有沿海船只悉行烧毁，寸板不许下水。凡溪河装栅，货物不许越界，时刻了望，违者死无赦。

——摘编自叶赫那拉·煜麟《清朝的海防思想》

材料二   日本侵台的直接结果，就是引发清廷内部的海塞防大讨论。李鸿章在这场国防战略的大讨论中，尖锐地指出：形势巨变，古今不同，“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麋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衅，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故他同意加强海防，设立北、东、南三洋海军。这种把边防的重点从西北内陆边疆转移到东南海疆的举措，是封建国防观念向近代国防观念的一个重大转变，而海防与塞防之争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正是这种转变的开端。

——摘编自孙占元《论清政府筹办海防》

材料三   台湾首抚刘铭传在保卫和开发台湾的过程中，一方面注重海防和海洋军事建设，先后兴办台湾军器局、军械所、火药局、水雷局等，以解决台地兵器修理和制造的难题，并于台、澎海口要隘之处修筑近代化炮台，配备新式的阿马士敦后膛炮及各种水雷；另一方面则“与敌争利”，从海洋经济的角度进一步认识和开发台湾岛。光绪十二年（1886），刘铭传在新加坡设立招商局的同时，先后定购和集资购买了8艘轮船，开办轮船公司，航行于台湾、澎湖、上海、香港之间，有时亦航往吕宋、西贡、新加坡等地。为与列强争夺海洋利权，刘铭传不仅苦心经营台湾航运，而且积极建造台湾铁路，创设台湾邮政局，架设台湾南北陆路电线，敷设从台湾至大陆的海底电缆。从开辟海上运输、海上邮政，到建设台湾铁路、铺设海底电缆。

——何瑜《从台湾问题看清代海权意识的觉醒》

材料   在1683年，清政府以统一台湾为由，对国家的对外贸易政策作出了重大调整：首先，1684年，临近海洋的各个省份纷纷打开海禁，设立了四处海关部门。康熙曾多次颁发圣旨，下令各个关口减少免除外国商船的部分关税，统一各个关口的关税税率和计算税收的规则，外国船只只需要在任意一个关口交税即可，以此刺激外国商品进入我国。

康熙曾多次颁发圣旨，减免外国商船的关税。比如：在1684年就规定，收取关税三成；1685年，在原来三成的基础上再减了二分。除此之外，康熙在船钞（海关税的一种，又称“吨税”）上也给了外国商人非常大的优待，征收外国商人的船钞标准，比本国商人的标准低得多。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730年。

——摘编自《清史编年·康熙朝》

材料一   一个成功的大一统帝国，必然也是能够成功与商人集团合作，接纳商贸秩序的帝国。唐王朝得到粟特人的协助，得以成功地经略西域，一旦双方决裂，唐人变成文化保守主义者，他们也就永远失去了中亚。宋元能够从繁荣的海上丝绸之路中获得好处，也是因为友善阿拉伯商人。明初一旦禁海，有不在少数的临海子民参与或主导倭寇组织。

——摘编自张笑字《商贸与文明·现代世界的诞生》

材料二   长期以来，穆斯林商人一直是欧亚商路的主宰者。从7世纪开始，来自波斯、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水手和商人开始学着借助季风的力量前往印度。到8世纪20年代，穆斯林水手最远到达了中国的沿海地区。唐朝对外来文化采取了非常开放的态度，中国的艺术明显受到波斯和阿拉伯的影响。宋朝依然与伊斯兰世界进行贸易。

——摘编自（英）安德鲁《世界史》

材料   明代中叶以后 ,不仅私人海外贸易势力直接冲击着明代的市舶制度，西方殖民者的东来,亦直接瓦解着市舶制度所维系的朝贡贸易体系。明代后期将打击走私贸易的防海机构——海防馆改为肾饷馆,饷税制度的出台是我国关税制度上的一大进步,推动了海外贸易管理由市舶司制度向海关制度转变。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政府开放海禁,在福建设立闼海关;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分别在广东、江南两省设立粤海关和江海关;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又在浙江设立浙海关，从此海关制度代替了历代的市舶制度。海关口岸是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和贸易中转站,它的设置,为沿海省份开辟了广阔的商品流通渠道,加快了沿海省份商品经济繁荣的步伐。

——摘编 自彭巧红《明至清前期海外贸易管理机构的演变》

材料一   唐朝初期开放的对外政策的主要指导思想就是“兼收并蓄”。无论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还是对外交往等方面，始终贯彻这一“兼收并蓄”的思想，表现出一个强大的并且有着领先于世界其他各国文明的帝国的胸襟。这不仅给唐王朝本身带来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巨大利益，而且对以后的中国的历朝历代及世界各国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摘编自张瑞涛《唐朝初期的对外政策及其影响》

材料二     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清王朝“贵华贱夷”，闭关锁国，与周边国家维持着长期的和平。当时，清朝认为中国是优越和强大的，是世界的中心，四周的藩属邻国以至海外列国是落后野蛮的，应该向中国朝拜进贡。自中外通商以后，清统治者视来华的西人为非我族类的野蛮人，认为应严格加以防范。在这种意识支配下，19世纪初的清朝基本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但仍留广州一口对外贸易，并不拒绝与各国交往，只是强调对方必须承认中国为天朝上国，追求名义上的藩属朝贡关系，重视名分礼仪等细节。

——据陈小军《简论清朝对外政策的演变及特征》

材料一   郑和七下西洋盛况空前，但是他下西洋的大量原始资料，如皇帝敕书、郑和船队的编制、名单、航海日志，帐目等，本应存于兵部档案，如今却已荡然无存。据称有大臣因郑和下西洋劳民伤财，国家财政难以负担，生恐皇帝再有此举，故私自藏匿并销毁。郑和之后的明清时期，政府转向放弃领先世界的航海技术，关上了通往海洋的大门，直到四百多年后被西方国家用枪炮强行轰开大门。

材料二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林则徐认为海洋经略“实为海疆久远之谋”；魏源不仅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海防思想，而且提出了大力发展工业和航运业推动海洋贸易生产发展，“以商贾为本计”的海洋经略思想……从第二次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之间，李鸿章发出了“御外之道莫重于海防，海防之要莫重于水师”的呐喊；张之洞提出了“整顿海军实为经国要图”……辛亥革命爆发后，孙中山指出：“海权操之在我则存，操之在人则亡”，“海军实为富强之基”。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后，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的海洋经略主要体现在有限的海洋防卫力量建设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始在经济、政治、法律、军事、科技等广泛的范围内较为全面的经略海洋，先后批准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进行了一系列海洋立法，发布了《中国海洋21世纪议程》等政府性文件，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等解决与周边国家海洋争端的思想，使我国海洋事业获得较快的发展。但是不容否认的是，我国仍然与海洋强国的目标有较大差距。

——摘编自刘中民《国际海洋政治专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