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郑和七下西洋盛况空前，但是他下西洋的大量原始资料，如皇帝敕书、郑和船队的编制、名单、航海日志，帐目等，本应存于兵部档案，如今却已荡然无存。据称有大臣因郑和下西洋劳民伤财，国家财政难以负担，生恐皇帝再有此举，故私自藏匿并销毁。郑和之后的明清时期，政府转向放弃领先世界的航海技术，关上了通往海洋的大门，直到四百多年后被西方国家用枪炮强行轰开大门。

材料二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林则徐认为海洋经略“实为海疆久远之谋”；魏源不仅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海防思想，而且提出了大力发展工业和航运业推动海洋贸易生产发展，“以商贾为本计”的海洋经略思想……从第二次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之间，李鸿章发出了“御外之道莫重于海防，海防之要莫重于水师”的呐喊；张之洞提出了“整顿海军实为经国要图”……辛亥革命爆发后，孙中山指出：“海权操之在我则存，操之在人则亡”，“海军实为富强之基”。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后，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的海洋经略主要体现在有限的海洋防卫力量建设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始在经济、政治、法律、军事、科技等广泛的范围内较为全面的经略海洋，先后批准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进行了一系列海洋立法，发布了《中国海洋21世纪议程》等政府性文件，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等解决与周边国家海洋争端的思想，使我国海洋事业获得较快的发展。但是不容否认的是，我国仍然与海洋强国的目标有较大差距。

——摘编自刘中民《国际海洋政治专题研究》

材料一   清廷实行较明朝更为严厉的海禁政策。顺治帝多次下令，严禁商民船只私自出海，违禁者不论官民，一律处死，货物没入官府……原先最为担心的海上威胁已消除，但群臣对是否开放海禁意见不一……广东福建、浙江等沿海各省的地方官别认为海外贸易有利于国计民生，要求开放海禁。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廷下令取消海禁，开放海外贸易，分别设立粤、闽、渐、江四海关……然而，清廷对“外夷”来华始终存有戒心，对国内民众大批外出，或留居南洋，或聚集海上，也深感忧虑，怕对海防构成威胁。故自康熙后期开始，清是对通商口岸、外贸路线、出海时间等，不断加以收缩和限制。

——摘编自王家范等《大学中国史》

材料二   还在军事革命胜利在望之初，毛泽东就明确提出了三项外交方针。第一，是“①”。就是不承认旧政府同外国政府所建立的外交方针以及所缔结的一切条约，任何国家必须在尊重中国领土和断绝与国民党政权外交来往的基础上，重新与新政府进行建交谈判。第二，是“②”。就是不急于取得资本主义各国的外交承认，要争取在肃清一切内外威胁和各种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及影响后，再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谈建交问题……第三，是“一边倒”……促使新中国采取如此彻底的革命外交的方针的，根本上在于共产党人有着完全不同于国民党人的意识形态……新中国的外交选择，带有鲜明的阶级革命的色彩，即使是出于国家安全的考量，也是不可避免的

——杨奎松《在毛泽东“革命外交”的背后》

材料   明代中叶以后 ,不仅私人海外贸易势力直接冲击着明代的市舶制度，西方殖民者的东来,亦直接瓦解着市舶制度所维系的朝贡贸易体系。明代后期将打击走私贸易的防海机构——海防馆改为肾饷馆,饷税制度的出台是我国关税制度上的一大进步,推动了海外贸易管理由市舶司制度向海关制度转变。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政府开放海禁,在福建设立闼海关;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分别在广东、江南两省设立粤海关和江海关;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又在浙江设立浙海关，从此海关制度代替了历代的市舶制度。海关口岸是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和贸易中转站,它的设置,为沿海省份开辟了广阔的商品流通渠道,加快了沿海省份商品经济繁荣的步伐。

——摘编 自彭巧红《明至清前期海外贸易管理机构的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