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9世纪70年代，生丝外销的不振及其由此造成的国际收支的逆差，引起了中国朝野各界的震惊。从70年代中到80年代初，以《申报》为中心，展开了如何振兴丝业、挽救国粹的讨论。

1874年《申报》刊文《论西国治蚕茧法》，第一次在中国对“西国治蚕茧之法”进行介绍和论说：“盖中国人于蚕茧方成之时，即欲抽取以做生丝，未免过为性急，宜其丝内多有损坏也。如能照西法治之，则断无此等弊矣”。

1881年《申报》又刊出《论丝、茶二业整顿难易》，开始从中西“官”“商”关系的不同来探究中西生丝产销的差异。指出：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商”受“官”之保护，只要对振兴输出有利，“官”即尽心竭力加以培育，以供“商”之利用。反观中国，“官”“商”却是背道而驰。要想振兴贸易，就必须改造迄今的“官”“商”关系，使官、商结为一体，互为助力。

1882年，《中报》发表《机器缫丝说》，论证引进国外机器缫丝工业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以机器缥丝，诚哉事半而功倍矣。华人其亦多养蚕以供机器之用，而益裕其利源也哉。”发表《观缫丝局记》，以实地考察丝厂生产的游记形式，记述了公平缫丝局的规模、设施、原料储备、生产过程和管理状况，意在说明“该公司必有蒸蒸日上之势”。引起强烈反响后，又趁热打铁，发表《缫丝三利说》，以公平缫丝局观摩者答复友人提问的口气，宣传新式丝厂的“规模恢廊”“布置周密”“机器灵捷”和“立法美备”，以破除社会上对投资或举办机器丝厂的犹疑和观望心态。

1887年，总理衙门发出上谕：“令民间置办机器缫丝，不必由官经理”，大力推行鼓励民间人士引进和经营机器缫丝生产的政策。

—杨中华等《近代中国工业化的第一次大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