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实行农产品统购统销的流通体制。1981年底召开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提出，在农副产品的购销中实行合同制，通过合同将国家计划和农民生产协调起来。1983年开始，中央陆续制定调整农副产品购销的政策，逐步减少农副产品统购派购的品种和数量，并采取多渠道经营。1984年，农业丰收导致全国性的“卖粮难”，改革流通体制，势在必行。1985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规定，“从今年起，除个别品种外，国家不再向农民下达农产品统购派购任务，按照不同情况，分别实行合同定购和市场收购”。有关部门相继出台一系列针对统购派购制度的改革文件，规定：粮食、棉花、油料、烤烟、蚕茧、糖料等大宗农副产品继续由国家定价，实行合同定购，农民完成合同定购任务后，可以自由购销。

——摘编自武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等

材料   中国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导向下的必然选择。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口流动性的增强以及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深入，户籍制度改革逐步推行。在户籍制度改革的过程中，无论是中央政府的制度统筹规划，还是基层政府的地方改革实践，政府始终处于户籍制度改革的主导地位。户籍制度改革的实践基本是通过分阶段、分步骤释放制度改革的红利以实现户籍制度所附载利益的剥离与扩散，从而改变户籍制度的粘附性的。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户籍制度改革，经历了由逐步松动到有限突破再到一体化实践探索的过程。户籍制度的改革也存在着一定的区域差异，如上海市的蓝印户口即是一种独有的载体形式。户籍制度改革使户籍回归人口登记的本原功能，即通过逐步剥离户籍制度福利分割、社会分层等冗余功能，还原了人口信息记载的基本功能。

——摘编自邹一南《户籍制度改革的内生逻辑与政策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