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新中国成立之初，新式工业的生产总值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10，其中重工业尤为孱弱。“我们的经验是不够的，因此，要认真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鉴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和中共宣布的‘一边倒’的外交路线，新中国当时可以指望的经济援助只能来自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据统计，从1952年到1957年，重工业投资比重由37.3%上升到45%，而轻工业投资比重则由62.7%下降到55%。

——摘编自谢伟《新中国成立初期工业化道路的选择及其影响》

材料二   1958-1960年，中国“大干快上、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虽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巨大破坏，但也表达了几百万人的热情。

——整理自【美】费正清《费正清论中国：中国新史》

材料一鸦片战争后，西方国家将“工业自己，农业中国”作为对华基本经济政策，迫使中国成为它们的原料产地，中国农产品及农产制品大量销往国外市场，导致中国粮食大量出超和农村劳动力流失，饥荒问题屡屡发生。因此在进行农业雇佣经营、农业公司化、集团化经营之外，将“已耕之地依近世机器及科学改良”尤为关键。19世纪80年代，郑观应主张农事发展“必先通格致，精织造”“与洋人分利”；梁启超在《农学报》中强调“近师日本，以考其通变之所由”；袁世凯也呼吁农事应“专部以统之，学堂以教之”。1906年，清政府将商部改组为农工商部，并对农事事务实行分科办事、垂直管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民政府和中华苏维埃政府分别组织了劳动互助社、犁牛合作社和耕种合作社，对农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摘编自任耀飞《中国传统农业的近代转型研究》

材料二1949～1957年，中国农业产业得到快速恢复和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的颁布，推动了全国土地改革。1953年，国家开始实行农产品“统销统购”政策，以确保有限发展重工业所需的大量资金和资源。1958～1977年，农业发展中存在“左”倾思想，存在着严重的浮夸风，经过政策的不断调整和种植技术的创新，到1978年粮食产量有了较大的增长。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农业进入新一轮快速增长期。20世纪80年代，随着农业生产责任制的落实和家庭承包经营制的推广，逐步破除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制度障碍，较大地促进了农业现代化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家提出要以市场为导向，继续调整并不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把农产品推向市场，向着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建立健全农业安全体系、加快农业科研等方面不断努力。

——摘编自陈红英戴孝悌《新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演变进程分析》

材料一   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一夜之间变成社会主人的劳苦大众有着一种急欲改变眼前贫穷落后面貌的强烈愿望，这一愿望也被“天下为公”“大同社会”的民族情结所反映。而“赶英超美”等口号的刺激，进一步激化了这一愿望，批判“反冒进”成为社会的主流。此外，人民公社在苏联的失败和赫鲁晓夫对人民公社的批判，也进一步刺激了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发展。

——摘编自李银桂《简论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原因》

材料二   20世纪80年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所以被选择，有其事物发展的客观性。但无数案例也证实了小农经营的模式难以使农户通过私下协商，提供农业生产与农村社区生活所需的公共品。2012年中国病险水库多达4万座，农村“市政设施”建设的滞后也是普遍存在的事实。以家庭作为基本的生产单位，使农地细碎化现象突出，规模经济难以产生，以致歉收时，收入下降，丰收时，却又陷入“卖粮难”的困境。

——摘编自王剑锋邓宏图《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绩效、影响与变迁机制辨析》

材料一   二战期间，美国出现了最后一波巨型工厂，当时这些工厂是专门生产军用物资的。为解决住房问题，以福特、通用汽车为代表的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提议建造一系列万套单元的“国防城”，并由此形成全新的永久定居点。二战结束后，罢工浪潮给工人们带来了物质生活的改善和工会力量的发展，但对工厂主而言，大型工厂工业高度集中及群体欲求则蕴藏着危险。于是，他们开始拆分建立更小的工厂或者把大量企业迁往南部、西部的新兴市场。

材料二   二战结束后，苏联恢复了超大型生产设施和随之而来的工人城市的模式。像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这样的大型工厂得到了重建，主要是继续生产军事设备，同时恢复了民用产品生产。由于其具有维护民族自豪感和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双重功能，这种超级工厂模式很快传播到东欧和中国。

材料三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和东欧一样，中国也成了工业传统的继承者。这种工业传统是从美国经由苏联传入中国的，侧重于特殊的任务和设备、高产量、等级化的管理和奖金。尽管如此，中国共产党一直在探索新的生产组织方式，而不是满足于简单地把在资本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下发展起来的工厂移植到革命的中国。

——上述材料均摘编自钱乘旦主编《世界现代化历程》等

6 . 材料   北戴河会议后，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在全国范围内严重泛滥开来。农业“大跃进”的主要特征，是严重的浮夸。许多离奇的农作物高产典型，是采用“并田”方法，将多块地理成熟或基本成熟的农作物移栽到一块地里假造出来的，但其产量的计算却精确到几两几钱，给人以十分真实的假象。农业生产上的瞎指挥也很盛行。全国大部分地区不切实际地强行推广了个别地方创造的深翻土地和密植秧苗的经验，在1958年夏种和秋种之时，普遍对耕地进行了深翻（深度一般在一到二尺，有些地区深达三尺以上，个别地方竟有深翻到一丈二尺的），每亩稻田秧苗密植到四五万之蔸之多，有的一亩麦下种几万斤。不但徒劳浪费了人力和种子，达不到增产的目的，而且还因大量生土被翻到表层和秧苗密不透风，而造成了农作物的减产。广为流行的以车子化、滚珠轴承化和绳索牵引机化等为主要内容的农村工具改革，也造成了很大的浪费。……

——摘编自郭德宏、王海光、韩钢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曲折探索1956-1966》

7 . 思考方向1：参加大炼钢铁的人力占到全国总人口的1/6左右。小高炉、土高炉的数量也多得惊人。7月底，有3万多座。8月底，增至17万座。9月底，猛增至60多万座。10月底，达到了几百万座。不但工厂、公社，而且机关、学校和部门，到处建起了土高炉，办起了炼铁场。全民炼钢，原料极其缺乏。炼铁用的焦煤缺乏，就用普通煤炭。煤炭不够，就砍伐树木烧成木炭代替。高品位的矿石缺乏，就用低品位的矿石代替。没有矿石的地方，甚至把家庭做饭用得铁锅（因办起了公共食堂暂无用处）和其他铁器砸碎，当成了炼铁的原料。大中型钢铁企业也大搞群众运动，破除旧的规章制度，不顾质量安全和经济效益，片面追求产量，盲目硬拼设备，导致了生产秩序混乱，引发了不少事故。

思考方向2：文化工作的“大跃进”，提出了人人能读书，人人能写会算，人人看电影，人人能唱歌，人人能绘画，人人能舞蹈，人人能表演，人人能创作的要求。有些地方还提出了每个县出一个鲁迅和郭沫若的荒唐口号。作家和艺术家们在“写中心”、“唱中心”和“画中心”的要求下，被迫制定自己的“跃进”计划，大放“创作卫星”，创作出了一大批反映“大跃进”的标语口号式的，一味堆砌豪言壮语，严重脱离客观实际的假、大、空的作品，对“大跃进”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思考方向3：在教育界，开展了“插红旗”、“拔白旗”和红专辩论等活动，一些对“大跃进”的做法持怀疑批评态度的专家教授受到了批判，由于片面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学校过多地组织师生参加各种生产劳动，使课堂教学和基础理论的学习受到很大冲击。原由中央管理的一些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也被下放给地方管理，造成了很大的混乱。在短时间内，各地办起了大量的红专大学、业余大学和工农大学，不但不能保证教学质量，还导致了极大的浪费。广泛开展的扫除文盲的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更多的是浮夸，截止7月底，就有639个县市和黑龙江、吉林、浙江、甘肃等省宣布基本扫除了文盲。

此外，理论、科技、体育、卫生等各个方面，也都提出了各自的“跃进”计划，纷纷投入“大跃进”的浪潮。就连统计工作，也提出必须“为政治服务”的方针和实现“大跃进”的要求。使各项事业的发展受到了严重损害。

图1

图2

——摘编自郭德宏、王海光、韩钢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曲折探索1956-1966》

材料   在初期的人民公社，大多是几乡一社，平均规模为4797户，2万户以上的特大社，全国就有51个。公社既是政权组织，又是经济组织，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都集中到公社。实行单一的公社所有制，把原来的几十个贫富不同、条件各异的合作社合到一起，财产全部上交公社，由公社统一核算、统一分配。为了保证公有化程度，社员的自留地、家畜、果树等收归集体所有，家庭副业、小商小贩以及集市贸易等也都被取消。供给制主要是指社员在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图1）此外，还有些公社实行基本生活资料如吃饭、穿衣等不要钱的供给制，更有少数公社实行全供给制，即衣、食、住、行、生、老、病、学、育、婚、乐全由公社包干的办法。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所谓组织军事化，就是说公社的劳动组织应当像军队那样地有组织有纪律。人民公社的各级生产组织中，建立相应的民兵组织，按团、营、排、班编制，实现全民皆兵。（图2）所谓行动战斗化，就是像打仗一样，实行大兵团作战，搞打破社界、乡界、县界的大协作。所谓生活集体化，就是人民公社不仅是生产的组织者，也是生活的组织者。人民公社普遍兴办公共食堂、幼儿园、托儿所、缝纫组、理发室、公共浴室、幸福院、农业中学、红专学校等，把农民引向集体化生活。

——摘编自何沁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材料一   由于受限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工业生产能力，中国出口商品一直以初级产品为主，到1957年初级产品出口额占中国总出口的比重仍高达63．6%，工业制成品出口额占比仅为36．4%，而且其中将近3/4是轻纺工业产品。中国进口商品则以成套机械设备和工业生产原料等生产资料为主，“一五”期间其进口额占中国总进口的比重始终处于91．6%以上。据统计，1950年，私营企业承担的进出口额在中国进出口总额中占33．5%，之后随着对私营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非国营企业逐渐在中国对外贸易活动中退出，到1957年中国进出口贸易全部由国营外贸公司垄断经营。由于冷战背景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实施敌对、孤立甚至封锁禁运政策，我国内地贸易的市场主要是中国港澳地区、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同时与部分西欧国家（英国、法国、瑞士等）也有小规模的贸易往来。

——摘编自盛斌、魏方《新中国对外贸易发展70年：回顾与展望》

材料二

——据《中国统计年鉴（2018）》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