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渔民村村史》记载，渔民村人最早是漂泊在东莞一带的水上人家。这些被称为“水流柴”的东莞人路过罗湖桥时，无意间发现深圳河水清鱼肥，于是决定住在这里打鱼。近代以来，尽管这片土地与香港近在咫尺，但却异常贫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20世纪50年代起，在政府的鼓励下，渔民们开始上岸盖草棚、辟鱼塘，开始定居生活，然而生活依然非常清苦。

改革开放春风吹来，渔民村的村民们开始展开小额贸易，组建运输车队和运输船队，发展养殖业，随后办起了来料加工厂。渔村逐渐富裕起来。1992年，随着全市进行农村城市化改造，渔民村人一夜间变成了市民。原本的村集体企业也变成了股份制公司。由于外来人口增多，不少村民乱搭建住房用于出租，导致缺乏管理，村里卫生很差，污水横流，老鼠乱窜。2001年起，渔民村开始改建工作，新建了综合楼和小高层，成立了物业公司专门管理房屋出租。2008年后实行智能化社区管理，成为城中村改造的样本。

——摘编自凤翔《深圳人与深圳精神》

材料一   13-14世纪是英国农业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其中一个重要的变化是农民逐渐拥有了自由劳动的权利。随后，获得个人自由劳动力的农民要求获得领主自营地的承租权。对个人劳动力的“所有”以及货币契约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必然导致土地变为自由民的个人财产，小块土地所有制形成。随着资本主义租地农场这一崭新的土地经营方式首次在英国出现，传统农业变革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归宿。17世纪的欧洲“农业革命”以一系列技术革新与革命而著称，其实它首先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所有权发展的革命。

——摘编自侯建新《社会转型时期的西欧与中国》

材料二   我国地区辽阔，经济落后，发展又很不平衡，加上农业生产不同于工业生产，一般是手工操作为主，劳动分散，生产周期较长，多方面受着自然条件的制约。这就要求生产关系必须适应不同地区的生产力水平，要求农业生产的管理有更大的适应性和更多的灵活性。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社队，以至在同一个生产队，都应从实际需要和实际情况出发，允许有多种经营形式、多种劳动组织，多种计酬办法同时存在……凡有利于鼓励生产者最大限度地关心集体生产，有利于增加生产，增加收入，增加商品的责任制形式，都是好的和可行的，都应加以支持，而不可拘泥于一种模式，搞一刀切。

——摘自《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198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