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毛泽东强调：“如果我们不能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基本上解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我们就不能解决年年增长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要同现时主要农作物一般产量很低之间的矛盾，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就会遇到绝大的困难，我们就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他还认为：“要巩固工农联盟，我们就得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使农民群众共同富裕起来。”他指出：“单有国营经济而没有合作社经济，就不可能巩固无产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权。

——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

材料二     1956年，合作社制度刚刚在农村普及，四川省江津县和浙江省永嘉县就开始试行包产到户。……由于当时还不具备这一务实的思想生存的客观条件，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中央和地方一大批干部因此被带上“变相单干”“复辟资本主义”等政治帽子，受到错误处理。……19808年4月，邓小平明确同意姚依林从减轻国家负担的角度支持落后地区农民包产到户、发展生产。到1987年，全国有1.8亿农户实行了家庭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占全国农户总数的98%。对这一过程，邓小平回忆说：“搞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废除人民公社制度。开始的时候只有三分之一的省干起来，第二年超过三分之二，第三年才差不多全部跟上，这是就全国范围讲的。

——摘编自《邓小平的“三农”思想对中国农村改革的重大意义》

材料一   1961年春开始，广大干部群众突破“禁区”，包产到户这一新生事物在我国广大农村冒了出来。最先开始包产到户实验的是安徽省。在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的支持下，到1961年10月中旬，安徽全省实行“责任田”的生产队达到84.4%。此外，湖南、河南、浙江、贵州、陕西、甘肃、广西、广东、福建、江苏、湖北、河北、山东等省，也仿效安徽办法，推行了各种形式的包产到户。据统计，各地陆续发生的不同形式的包产到户或单干，约占全国生产队总数的20%左右。这次实验到1964年春结束，历时约三年。对迅速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起了重要作用。

——摘编自李杏、高其荣<20世纪60年代初期包产到户的历史定位》

材料二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产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党中央的积极支持和大力倡导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步在全国推开。到1983年初，全国农村已有93%的生产队实行了这种责任制。

——摘编自马闯《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反思》

材料一   自北宋以来，农村就已经面临着人口增加、土地兼并、商业发展等较为现实的问题。而至南宋之时，这种社会矛盾有愈演愈烈之势。人口的增加导致农村耕地不足；土地兼并使得农村财富集中；商业的快速发展，亦会促使物价的变动。这些问题都会导致社会矛盾加剧，且使农村的贫富差距加大，阶层之间的矛盾重重。虽然如此，南宋的农村社会中并非只是充满矛盾的，其中亦有温存的面向。为了缓解这种冲突，农村中的富家在经济上担有较大的责任，而对于较为贫穷的农户，政府对于其给予较多的经济保障。举例而言，租佃制度中，佃户掌握人格上的自主，并且可以通过财富的积累改变自己佃户的身份。政府与富家亦有兴建水利建设之举，以促成农业经营生产。为了改善这种贫富差距过大的现状，其亦通过临时性的救济、长时期的义庄等缓解这种矛盾。

——摘编自学者梁庚尧《南宋的农村经济》

材料二   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依然规定“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1980年春天，“包产到户”的烈火冲决岩石的压迫上升到地面，由暗到明，由少到多，引起全国性的大争论。当时，多数省委不表态，有两个省的书记拍板：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开始搞“包产到户”的干部没有想升官的，都准备被撤职。安徽省委书记万里说：“孩子已生出来了，他妈妈挺高兴，你不报户口，行吗”？国家农委主办的《农村工作通讯》1980年第2期载文批判“包产到户”，文章的标题是《分田单干必须纠正》；山东省委机关报《大众日报》发表了署名文章《“包产到户”不是责任制》。1980年5月31日，针对农村改革中出现的包产到户问题，邓小平在同中央负责工作人员谈话时指出：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邓小平的这一讲话，无疑给亿万农民吃了颗“定心丸”。这对于打破一些人的思想僵化，促进方兴未艾的农村改革，产生了重要作用。

——摘编自萧冬连《崛起与徘徊——十年农村的回顾与前瞻》

材料   中国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导向下的必然选择。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口流动性的增强以及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深入，户籍制度改革逐步推行。在户籍制度改革的过程中，无论是中央政府的制度统筹规划，还是基层政府的地方改革实践，政府始终处于户籍制度改革的主导地位。户籍制度改革的实践基本是通过分阶段、分步骤释放制度改革的红利以实现户籍制度所附载利益的剥离与扩散，从而改变户籍制度的粘附性的。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户籍制度改革，经历了由逐步松动到有限突破再到一体化实践探索的过程。户籍制度的改革也存在着一定的区域差异，如上海市的蓝印户口即是一种独有的载体形式。户籍制度改革使户籍回归人口登记的本原功能，即通过逐步剥离户籍制度福利分割、社会分层等冗余功能，还原了人口信息记载的基本功能。

——摘编自邹一南《户籍制度改革的内生逻辑与政策选择》

材料一   20世纪50年代，党的领导人把过渡时期总路线片面解释为“解决所有制的问题”，提出要使“资本主义绝种”。毛泽东强调加快农业改造的最大可能性是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殊不知，当时农民的这种“社会主义积极性”，有不少就属于“合伙平产”的平均主义积极性。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始，我国吃商品粮的人口骤增，因此不得不对全国城乡实行粮食统购统销。而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开展，是保证粮食统一征购的最有效办法。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急速完成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

——摘编自房宇《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材料二   20世纪80年代初期，粮食大增产后，农民生产积极性得到极大调动，我国及时提出发展多种经营；90年代初期，粮食生产从上一次调整后得到恢复发展，及时提出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进一步激发了农业农村的活力。1998年，在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基本自给、丰年有余的背景下，提出进行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

——摘编自陈建华《改革开放40年农业政策演变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