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49~2018年中国粮食生产情况

——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不包含港澳台地区）

材料二   1949年国家粮食管理局成立，加强了对粮食的管控。1953年为配合工业化之需求，实行粮食等产品统购统销，进行计划收购和计划销售。1958-1962年，国家对统购统销制度进行改进，普遍实行定量配给制，以粮油票来供应粮油。“文革”时期，粮食供应问题再度恶化。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在提高粮食收购价格的同时，进一步减轻农民负担，开始逐渐恢复粮食贸易市场，实行多渠道的粮食经营策略，粮食产量回升，但财政补贴日益加重。1993年起，粮票制度被废除，全国的粮食统销制度被取消，并且逐步开放粮价。我国加入WTO后，使得中国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

——摘编自何思源《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的粮食流通体制变迁研究》

材料一   自北宋以来，农村就已经面临着人口增加、土地兼并、商业发展等较为现实的问题。而至南宋之时，这种社会矛盾有愈演愈烈之势。人口的增加导致农村耕地不足；土地兼并使得农村财富集中；商业的快速发展，亦会促使物价的变动。这些问题都会导致社会矛盾加剧，且使农村的贫富差距加大，阶层之间的矛盾重重。虽然如此，南宋的农村社会中并非只是充满矛盾的，其中亦有温存的面向。为了缓解这种冲突，农村中的富家在经济上担有较大的责任，而对于较为贫穷的农户，政府对于其给予较多的经济保障。举例而言，租佃制度中，佃户掌握人格上的自主，并且可以通过财富的积累改变自己佃户的身份。政府与富家亦有兴建水利建设之举，以促成农业经营生产。为了改善这种贫富差距过大的现状，其亦通过临时性的救济、长时期的义庄等缓解这种矛盾。

——摘编自学者梁庚尧《南宋的农村经济》

材料二   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依然规定“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1980年春天，“包产到户”的烈火冲决岩石的压迫上升到地面，由暗到明，由少到多，引起全国性的大争论。当时，多数省委不表态，有两个省的书记拍板：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开始搞“包产到户”的干部没有想升官的，都准备被撤职。安徽省委书记万里说：“孩子已生出来了，他妈妈挺高兴，你不报户口，行吗”？国家农委主办的《农村工作通讯》1980年第2期载文批判“包产到户”，文章的标题是《分田单干必须纠正》；山东省委机关报《大众日报》发表了署名文章《“包产到户”不是责任制》。1980年5月31日，针对农村改革中出现的包产到户问题，邓小平在同中央负责工作人员谈话时指出：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邓小平的这一讲话，无疑给亿万农民吃了颗“定心丸”。这对于打破一些人的思想僵化，促进方兴未艾的农村改革，产生了重要作用。

——摘编自萧冬连《崛起与徘徊——十年农村的回顾与前瞻》

材料一   乡镇企业的前身是社队企业。根据有关资料，1949年前全国兼营“四坊”、“五匠”的，约有1000多万人。从1954年开始，农村专业手工业者或兼营手工业的农民都被整合进农业合作社，他们经营的手工业作坊成为社队企业的最早来源。当年毛泽东提出大办工业“几个并举”的方针，其中就包括农村工业化。1959年高峰时，全国农村办起工业企业70万个，总产值71亿元。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10%。人民日报也积极宣传兴办社队企业的优势。1959年8月29日，人民日报在头版上呼吁，“目前人民公社直接所有的东西，如社办企业、社办事业、由公社支配的公积金和公益金等，还不很多，但是它们却代表着我国农村的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发展前途。”

——摘编自王铁成《社队企业兴起与乡村社会变迁》

材料二   1983年2月初，邓小平到苏州和无锡等地视察，听到苏州已有不少社、队人均收入超过了800美元，他深受鼓舞。1984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连续颁布三个文件，对农村发展社队（乡镇）企业给予支持，要求各地党委和政府“对乡镇企业要像对国有企业一样，一视同仁，给予必要的扶持”。从1984年开始，乡镇企业出现了突破性的发展势头。各类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联户办和户办企业更是大批量诞生。到1988年，企业个数达1888万个，从业人数达9546万人，总收入达4232亿元，4年间乡镇企业数平均每年增长52.8%，从业人数平均每年增长20.8%，总收入平均每年增长58.4%。

——摘编自萧冬连《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的历史和机制分析》

材料一   晚明，赋役货币化，人口流动相对自由。在农村，农业商品化增长，冲击了自然经济，地主和佃户关系出现新变化；在城市，随商品经济繁荣工商业城镇兴起，出现了新型手工工场；商帮崛起，形成全国性市场网络，社会经济结构转向农工商并举的多元经济结构。人们与市场关系日益密切，社会关系由对人的依附关系转向对物的关系，旧的等级制逐渐分解，出现新的社会分层；以白银为主币的货币经济极大扩展，商业性行为几乎成为全社会取向，国家丧失了对货币的控制权，中央集权严重削弱；儒学平民化趋势明显，上层文化与世俗文化交融，形成多彩的文化现象，单一的农业社会结构正在向多元社会结构转变。

——摘编自《晚明社会变迁研究》

材料二   19世纪中期，随近代工业出现，我国封建社会结构缓慢变化。1949年后，我国农民占89．4％ ，直到1978年仍占82．1％ ，基本还是农业社会；1953年，随“一化三改造”，形成了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社会阶层结构；19６0 年，为应对经济困难，我国严格限制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形成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1978年后，我国实行经济改革，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经济格局；80 年代后期，大量农村人口进城，在全国，非农产业职工已占53． 1％ ，按国际惯例我国已不是农业社会；随户籍制度调整，农民、工人分化，我国产生了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经理人等新的社会阶层，一个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社会结构正在形成。

——摘编自《我国社会结构的历史性变化》

材料一   上海解放后，投机商囤积粮食，棉花、布匹和油料，扰乱市场秩序。从1949年6月23日到7月30日，上海物价上涨了一倍多，并影响到整个华东、华北和华南等地。党中央决定依靠强大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再打一场“米棉之战”。11月15日至30日，从东北地区每日调运1000万吨粮食进入关内，上海、天津、北京、武汉、广州、西安，南京等大中城市也都调集了大批的粮食、棉花、布匹和油料。11月25日，中央政府一声令下，全国各大城市一齐行动，大量物资像潮水一样涌入市场。投机商们措手不及，竞相抛售存货，愈抛愈贱，愈想抛愈难以脱手。从1950年3月开始，全国物价逐步回落，一举结束了物价猛烈上涨、市场混乱的局面。

——摘编自《共和国的经济战争—米棉之战》

材料二   中国农村改革发端于1978年末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大包干”，随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在短短几年时间就扩展至全国。1982—1986年，连续发布了5个中央一号文件，肯定了农村创造的经验，排除了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思想和体制障碍。1985年，国家将粮棉油蔬菜等主要农副产品的统购统派制度逐步改革为以计划为主与市场调节为辅的制度。同时，政府加大农业科技投入，提高农业生产机械化程度，科学育种，农业产量逐年提高。政府还对农产品大幅度提价，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33.6元增长到1991年的708.6元，粮食产量由1978年的30476万吨增长到1991年的43529万吨。

——摘编自万宝瑞《改革开放40年我国农业政策的演变、特点与启示》

材料一鸦片战争后，西方国家将“工业自己，农业中国”作为对华基本经济政策，迫使中国成为它们的原料产地，中国农产品及农产制品大量销往国外市场，导致中国粮食大量出超和农村劳动力流失，饥荒问题屡屡发生。因此在进行农业雇佣经营、农业公司化、集团化经营之外，将“已耕之地依近世机器及科学改良”尤为关键。19世纪80年代，郑观应主张农事发展“必先通格致，精织造”“与洋人分利”；梁启超在《农学报》中强调“近师日本，以考其通变之所由”；袁世凯也呼吁农事应“专部以统之，学堂以教之”。1906年，清政府将商部改组为农工商部，并对农事事务实行分科办事、垂直管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民政府和中华苏维埃政府分别组织了劳动互助社、犁牛合作社和耕种合作社，对农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摘编自任耀飞《中国传统农业的近代转型研究》

材料二1949～1957年，中国农业产业得到快速恢复和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的颁布，推动了全国土地改革。1953年，国家开始实行农产品“统销统购”政策，以确保有限发展重工业所需的大量资金和资源。1958～1977年，农业发展中存在“左”倾思想，存在着严重的浮夸风，经过政策的不断调整和种植技术的创新，到1978年粮食产量有了较大的增长。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农业进入新一轮快速增长期。20世纪80年代，随着农业生产责任制的落实和家庭承包经营制的推广，逐步破除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制度障碍，较大地促进了农业现代化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家提出要以市场为导向，继续调整并不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把农产品推向市场，向着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建立健全农业安全体系、加快农业科研等方面不断努力。

——摘编自陈红英戴孝悌《新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演变进程分析》

材料一   无论是领导层（勃列日涅夫执政）在“改革”方面唱的调子多高，他们也不想按照邓小平先生的做法，进行大规模的农业改革，达到中国式的“自由化”的程度，虽然情况很明显，苏联的农业产量大大低于它的勇于冒险的邻邦。（见下图）

1950—1984年苏联、中国粮食产量的比较

——摘编自[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

材料二

材料一   解放后，由于帝国主义的封锁，上海经济发展遇到较大的困难，特别是商业服务业在崇尚节俭的社会环境中显得相当萧条。同时内地的经济发展又缺乏技术，缺乏人才，缺乏经验。经陈云同志批准，1956年一企业从上海散到内地。上海约有270多家轻工、纺织工厂，撇往河南、陕西、甘肃等地等省。还有些服装加工饮食服务亚也到内地生根开花，远的到了内蒙古，在一五计划期间，上海有20多万人支拨外地，其中工程技术人员2.3万多人，熟练技工8万人，还有5万多人的设计、建筑、安装队伍参加重点工程建设，对于内地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摘编自谷牧《谷牧回忆录》

材料二   农村劳动力流向东、中、西部地区的比例

——资料来源：刘文.1991年以来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趋势分析，南开大学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