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20世纪80年代，我国农田有效灌溉面积仅为4.5亿亩，2017年有效灌溉面积超过10亿亩，位列世界首位，为我国粮食安全提供坚实的保证。与此同时，我国集成推广了一批粮食绿色高产高效模式，杂交水稻、耐密型玉米等品种大面积推广，小麦精量半精量播种、一喷三防等实用技术广泛应用，为粮食现代化生产起到了良好的带动引领作用。从1978年开始，粮食市场化改革就在探索中前行，从初期以计划为主、市场为辅到全面放开粮食市场，我国粮食市场由分割逐步走向一体化，为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奠定了基础。现在，我国粮食能从吃不饱转变到吃好状态，这也是与政府从保护农民的切身利益出发制定粮食安全政策密切相关的。

——摘编自王济民《改革开放四十年我国粮食安全：成就、问题及建议》

材料二   据统计，2010—2019年的10年间，我国粮食产量年均增长率2%，粮食消费年增长率2.7%，粮食消费年均增长率高于粮食产量增长率0.7个百分点。同时，我国每年新增人口大约600多万人，新增的城镇化人口大约2000万人，每年因为人口增长和需求增加需要粮食消费新增100多亿斤，但我国户均耕地7亩左右，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4，发达国家的1/40，农业生态环境脆弱，制约粮食生产发展，粮食缺口需要通过粮食储备和适量进口加以调剂解决，但是世界粮食市场不具备支持我国粮食安全的能力。我国年消费的粮食数量到2021年将达到14000亿斤左右，而世界粮食市场的可贸易量只有6800亿斤。

——摘编自尹成杰《后疫情时代粮食发展与粮食安全》

材料一鸦片战争后，西方国家将“工业自己，农业中国”作为对华基本经济政策，迫使中国成为它们的原料产地，中国农产品及农产制品大量销往国外市场，导致中国粮食大量出超和农村劳动力流失，饥荒问题屡屡发生。因此在进行农业雇佣经营、农业公司化、集团化经营之外，将“已耕之地依近世机器及科学改良”尤为关键。19世纪80年代，郑观应主张农事发展“必先通格致，精织造”“与洋人分利”；梁启超在《农学报》中强调“近师日本，以考其通变之所由”；袁世凯也呼吁农事应“专部以统之，学堂以教之”。1906年，清政府将商部改组为农工商部，并对农事事务实行分科办事、垂直管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民政府和中华苏维埃政府分别组织了劳动互助社、犁牛合作社和耕种合作社，对农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摘编自任耀飞《中国传统农业的近代转型研究》

材料二1949～1957年，中国农业产业得到快速恢复和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的颁布，推动了全国土地改革。1953年，国家开始实行农产品“统销统购”政策，以确保有限发展重工业所需的大量资金和资源。1958～1977年，农业发展中存在“左”倾思想，存在着严重的浮夸风，经过政策的不断调整和种植技术的创新，到1978年粮食产量有了较大的增长。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农业进入新一轮快速增长期。20世纪80年代，随着农业生产责任制的落实和家庭承包经营制的推广，逐步破除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制度障碍，较大地促进了农业现代化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家提出要以市场为导向，继续调整并不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把农产品推向市场，向着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建立健全农业安全体系、加快农业科研等方面不断努力。

——摘编自陈红英戴孝悌《新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演变进程分析》

材料一   1862年林肯政府颁布了《宅地法》，确立了无偿分配西部土地的原则。《宅地法》规定：年满21岁的公民，只需交纳10美元的申请费，可免费获得未垦种土地160英亩，连续耕种5年后就可拥有对该块土地的最终拥有权。1868-1900年依该法向农民分配的土地达8000多万英亩，对西部农业开发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它并没有按照美国人民的要求把国有土地全部划为宅地分给劳动人民，只有一小部分土地分配给了移民，而且位置偏远、土质贫瘠、限制在已堪定的地段内，其实是经过拍卖、先占、赠予等分配方式后的残留地段。大部分土地则通过各种渠道转到了土地投机商及大公司手中，它远远没有满足人民的土地要求。

——兰建英《美国近代西部开发时期的土地政策探析》

材料二   在1992年以后的新一轮经济加速发展中，曾一度出现农村大量资金、人力、物力流向工业领域的现象，致使1992年至1994年农业发展相对滞后，粮食出现连年减产，粮价上涨，对此，中共中央立即采取措施。从1995年起开始实行“米袋子”省长负责制和“菜篮子”市长负责制。同时，制定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一是稳定和完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延长土地承包期30年不变；二是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三是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四是改革农村税费制度，以减轻农民负担。至2000年，中国实现了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由长期短缺到总量基本平衡、丰年有余的历史性转变。

——摘编自郑有贵《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一2019）》

材料一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建立于1931年，它位于三省交界的大别山区，山地和丘陵占地面积大，水系发达，水灾易发。粮食短缺一直是根据地长期面临的一个重大困难。1931年5月，鄂豫皖中央分局发出《关于举行粮食运动周的事》的通告：1934年4月，发出《鄂豫皖省委在粉碎敌人五次“围剿”中关于武装保障春耕春收的布置》等一系列文件，并多次组织进行春耕、秋耕、秋收运动，促进粮食生产。

——摘编自许庆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粮食政策评述》等

材料二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实行了一系列惠农政策，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扭转了农业生产长期停滞的局面，粮食产量连年大幅增长，不仅解决了百姓吃饱饭的问题，而且正从“吃饱”向“吃好”转变。我国粮食总产量从1978年的3亿吨提高至2013年的6亿吨，人均占有粮食从1977年的297.7公斤上升到2017年的444公斤。

——摘编自《奇迹的创造——中国农业发展经验浅分析》等

材料一   自北魏孝文帝起，历代均田制的实施，就是不普遍的、打折扣的。以唐代为例，尽管唐初均田令规定授予民众“口分田”八十亩、“永业田”二十亩，但各级官员利用特权大量占田，“公田”日少，再加上“丁口滋生”，政府并没有足额土地授予民众。唐代开元年间的户籍文书记载，有户主余善意应受田一顷六十一亩，实际只受二十八亩，但要交的租调却一点未减，需要“纳租二石（“一丁之租”）。民众苦困，“耕者日少，田有荒芜”，到武则天时，“天下户口，亡逃过半”。

——摘编自杨志玖《论均田制的实施及其相关问题》等

材料二   明代前中期江南平原实行水稻一年一作制，一个无牛农户可种稻25亩上下，自明后期以来，水稻与春花轮作的“新一年二作制”逐渐推广。在这一新的耕作制度下，时人提出：“上农夫一人止能治田一十亩”。在苏州、松江等江南蚕业和纺织业最发达的地区，妇女大多不下田劳动，所以农户耕田更要少一些。明后期以来江南“人耕十亩”经营规模的出现和普及表明这种经营规模下所产生的经济效益，比其他经营规模更佳。

——摘编自李伯重《“人耕十亩”与江南农民的经营规模》

材料一   宋朝较为重视农政的制度建设。在管理机构方面，中央的户部、工部、司农寺，地方州县长官乃至地方监察机关等机构均负有管理农业的职责。发端于前代的劝农制度，至宋代已经相当完备。除皇帝例行的亲耕籍田之外，首次设立了劝农机构——劝农司，又在地方官的官衔上加上劝农职事。从中央至地方，制订了一系列农业法规条文，其内容关涉农业生产的各个方面，诸如赋税、水利兴修、虫害除治等。宋廷多次将前人的农业书籍刊刻颁行，地方官在《劝农文》中介绍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指导农民生产，提高农民的耕作技术。政府采取多种措施，鼓励开垦荒田，注重水利的兴修，使农地能旱涝保收。同时重视推广优良作物，扩大复种面积，提高土地利用率。为解决农民的资金不足，政府通过举办政府农业贷款、调节富户与农民之间的借贷关系、免征农器税与耕牛交易税等多种措施加以解决。

——摘编自周方高《宋朝农业管理初探》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农业科技工作，及时提出“理论联系实际，科学为生产服务”的方针，先后制定了《1951-1955年农业科研计划》《1956—1967年全国科学技术远景规划》和《1963-1972年农业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到1966年，我国建立了完整的农业科技研究、教育和推广体系，各级农业科研单位紧密联系生产实际，在统一规划下分工协作，科研工作进展较快。1978年，党中央召开全国科技大会后，农业科技在恢复中发展，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1979—1988年获得国家奖励的农业科技成果奖312项。1972—1980年期间农业总产值增长量中27%是农业科技进步的作用；1981—1985年期间，提高到30%～40%。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央连续出台的6个中央一号文件都反复强调要大力推进农业科技进步，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促进农业科技创新和转化应用的政策措施，使我国农业科技事业实现快速发展。

——摘编自信乃诠《新中国农业科技60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