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世纪末，霍华德设想的城市包括城市和乡村两个部分。城市四周被农业用地所围绕；城市居民经常就近得到新鲜农产品的供应。……在土地上进行建设、聚居而获得的增值仍归集体所有。城市的规模必须加以限制，使每户居民都能极为方便地接近乡村自然空间法国建筑师加尼埃从大工业的发展需要出发，把“工业城市”的要素进行了明确的功能划分。从18世纪开始，法国里昂逐渐成为工业城市，20世纪30年代以后，里昂郊区的卫星城镇大规模发展，逐渐与市区连为一体。里昂老城是法国乃至欧洲的文化与艺术中心，城市生活居住区沿罗讷河和索恩河呈南北长条形而建，疗养及医疗中心位于北边上坡的向阳面，东部是广袤的田野。工业区分布在市郊，南部是大型核电站，保障城市的能源供应，东南部是汽车工业基地。备区间均有绿化带隔离。里昂作为交通枢纽，是欧洲物流的主要仓储和中转基地，火车站设于工业区附近，城市设快速干道和供飞机起飞的实验性场地。

——摘编自《世界现代化历程·西欧卷》

材料二   1949—1978年，我国的城市化率仅从12.5%提高到17.9%，平均年增长0.2%，这种缓慢的城市化主要是严格的户口登记条例限制了人口迁移流动。80年代起，我国城市化进入了“中国特色城镇化模式”，伴随乡镇建设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农村劳动力“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非农转移就业模式产生了“人口就地城镇化模式”。90年代以来，我国东南沿海诸多地区户籍人口的自然增长率逐渐转变为负值，这些地区常住人口规模的增长主要来源于迁移流动人口的贡献。大量外出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地区，加速了城市化进程。

——摘编自《人口流动对城市化进程的影响》

材料一   乾隆二十七年（1762）设置“总统新疆南北两路事务”的伊犁将军，驻扎伊犁，统辖全疆军政事务。然后在新疆北路设置乌鲁木齐都统和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又在新疆南路设置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对于天山南路的“回部”维吾尔族聚居区，仍承袭原有的伯克制，管理当地的民政事务。为了发展新疆经济和加强对新疆地区的统治，清廷在新疆各地大力开展屯田。在大兴屯田的同时，为了繁荣工商业，清廷在阿克苏设铸钱局，铸造“乾隆通宝”铜币，发行新疆各地。新疆地处西部边陲，交通不便，为了及时传递消息，清廷在天山南北主要交通线普遍设立“军台”。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材料二   20世纪50～70年代，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带领新疆各族人民，基于新疆丰富的矿能资源创建了一大批现代工矿企业，形成了新疆现代工业体系。20世纪80年代后，国家的政策使新疆的工业发生了重大变化，表现为：新疆国有企业进行了改革；在公有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多种所有制经济形式得到了发展，新疆的个体、私营工业逐渐发展起来；通过招商引资，不少港澳台商、外商在新疆建立了工矿企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制恢复后兵团工业又发展起来，成为新疆工业的一支重要力量。

——摘编自王利中《20世纪50年代以来新疆工业变迁研究》

材料一 长安城位于八百里秦川中央，沃野千里，山环水抱，古代文献上把长安的地理条件概括为：“因奉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阻山带河，四塞以为国”。自周秦以来，关中农业生产发达，农耕文化发展迅速，是秦在关中平原中部开拓耕地和兴修水利的结果。西汉王朝定都长安，总计227年。这些为长安城成为当时最大的消费性城市创造了条件。

——摘编自王翠萍《西汉长安城的布局特色》

材料二 北宋开封是之前从未有过的新型都城，它展现了前所未有的都市布局和生活方式。街道布局不规则，门朝大街而开的各种形状的房子被街巷连接起来，这些都不再适合建城坊了。宋初，由于内城城墙倒塌，以及市场规模和体系的不断扩大，开封已经发长成了一只蜂箱，许多人在此从事商业活动。965年，宋太祖把宵禁开始时间推延到凌晨1点，以鼓励工商业发展。宵禁在100年后完全取消，这就意味着许多商铺可以全天24小时营业。

——摘绵自【德】迪特库恩《儒家统治的时代：宋的转型》

材料三 未来五到十年，都市图和城市群的加快发展，将是中国经济增长最大的结构性潜能。下步，应以要素市场改革推动都市因建设，形成中国经济增长的新风口。城市群是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而都市图是城镇化到城市群的中间阶段。截至目前，我国已有19个国家级城市群，其中超过10万平方公里的城市群就有长江中游城市群、长江三角洲城市群、成渝城市群、北部湾城市群、呼包鄂榆城市群等。

——摘编自刘世锦《中国发展观察》

材料一   十九世纪上半叶，英国东印度公司派英国人罗伯特·福琼去中国非法采集茶种、茶苗，偷偷学习种茶方法，并寻找茶工。终于完全掌握了种茶和制茶的知识和技术，从此.印度的茶叶种植面积迅速扩大，产量急剧跃升。《中国茶叶外销史》载：“1890年后，受英国宣传作用，美国人口密集的区域，对绿茶的嗜好，为红茶所替代，茶叶贸易遂大变动，英国殖民地出产的红茶，更助于宣传广告和游行运动，使中国绿茶销路大受打击，这种新茶（指印度红茶）渐次普及。”咸丰元年爆发了太平天国革命，清政府企图通过征收苛捐杂税来解救危机，茶税、厘金过重，业茶者受茶之累，不堪重负，茶叶外销亦受此影响。

——《茶史：清代茶业的兴与衰》

材料二   1984年6月，国务院及时调整了茶叶购销政策，改革了经营体制，除“边销茶继续实行派购，内销茶和出口茶彻底放开，实行议购议销”。市场放开以后，国家、集体、个人一齐上，“三多三为主”的产销方针，彻底改变了过去渠道单一、独家经营的局面，给市场和生产都带来了新的活力。为了在竞争中不断提高经济效益，使产品适销对路，茶类结构开始得到调整，引进和试制了红碎茶，挖掘恢复了历史茗茶，研究和创制了新品名茶，名优茶的开发生产上了新台阶。生产格局随之发生了变化，春茶前期生产高档名茶，中期生产优质茶，后期生产炒、烘青绿茶，夏秋茶视市场需求，灵活掌握生产红碎茶，炒，烘青绿茶及部分中低档名茶等适销品种。1985年龙井、旗枪、大方等名特优新茶品种产量达到1846.6吨，占总产量的8.1%，市场应变能力增加。

材料一   1949年郴州解放前夕，虽尚存商户600多家，但半开半掩，商品奇缺，市面萧条。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贯彻执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努力恢复和发展商业贸易。1949年11月，郴县专区贸易会司成立，大力组织粮食、油料、棉布等国计民生商品供应市场，并积极扶持私营商业进行合理经营。1951年，又组建供销合作等集体经济。1956年，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初步形成以国营商业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统一市场。1957年末，城区平均每千名居民有商业网点12.9个，市场繁荣兴旺，群众买卖称便。

——摘编自郴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郴州市志》第14篇《商业》

材料二   1978年，郴州城区每千名居民仅有商业网点9.9个，出现“吃饭难、理发难、住店难、购物难”的状况。1979年后，商业实行多家经营，集体、个体商业迅速发展。1984年起，除国家指令性商品外，国营批发企业可自由选点进货。1985年，国营商业零售企业全面推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1978-1986年，城市建设投资总额5倍于1978年以前28年之和。至1986年，全市商品零售总额比1978年增长2.48倍，每千名居民有网点14.3个。

——摘编自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湖南省志》第13卷《贸易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