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商鞅变法，严惩百姓私相斗殴行为，奖励军功，授以爵位田宅，养成“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的风气，秦国的军队几乎战无不胜，统治区域不断扩大，被当时六国人称为“虎狼之国”。荀子曾访问秦国，他认为秦国管理有效，承认秦国军队战斗力强悍：“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但他认为按商鞅之法组建的秦国军队，“隆势诈，尚功利”，无礼义教化，“干赏蹈利”（求赏逐利），只能称之为“盗兵”。“尚功利之兵，则胜、不胜，无常”，不能与春秋时齐桓公的军队相比，更不能与商汤王、周武王那样的仁义之师相提并论。

——摘编自《荀子》等

材料二   晚清以来，伴随着西风东渐，星期制传入中国。戊戌维新时期，维新派视星期制为文明之制，主动仿行。而湖广总督张之洞规定两湖书院的学生只准休旬假（十日放假一日），不得过星期日。1902年至1911年夏，由于清政府推行新政，各学堂、中央各部和地方衙门陆续实行星期日公休制度。1912年民国肇建，南京临时政府“期与世界各强国同进文明”，采用了星期日公休制度。与此同时，星期制也在社会上广为流行，渐成都市生活中新的工作与休闲的节奏。合理的休息与适度的休闲，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国人的精神面貌。

——摘编自湛晓白《时间的社会文化史》

材料三   1949年之后，新中国沿用近代以来形成的星期日公休制度。1995年3月25日，国务院发布第174号令，规定“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实行统一的工作时间，星期六和星期日为周休息日”，自1995年5月1日起施行。利用和过好双休日，对于整个社会的劳动生产、消费休闲和社会风尚都有很大影响，从星期日公休制到一周双休，体现了社会文明的进步，也为个人自由发展提供了更多可能性。

——摘编自《人民日报》等

材料四   19世纪晚期，西方科技发展出现新趋势：科学研究与工业生产直接结合，许多大型企业建立了科学技术实验室，如德国西门子等；科学研究走上集体攻关道路，1873年德国“国立物理研究所”、1876年美国爱迪生实验室即在此背景下创立；各国大量创办理工学院和技工院校；企业在科研中的地位日益提升。1901年，美国82%的专利颁发给个人，18%颁发给公司；1932年，公司所获专利数超过国家颁发专利总数的一半。

——摘编自何顺果《世界史：以文明演进为线索》等

材料一   十六世纪后期，伴随西洋传教士来华，西方医学知识开始在中国传播。较早介绍到中国的解剖学、生理学著作有《泰西人身说概》等。关于人体构造，《说概》中阐述说，造物主对各器官的内部构造巧为安排，以达成人类“致知”的目的。如人身各部分皆成长，独耳骨则否，是因为“生人从幼至老，惟学是务，恒若闻见不广，故以听闻为基，以至无穷无尽”。上主造人，赋予灵魂与身体，亦同时赋予人一个目标：“天主生人，付之灵性聪明，以格物穷理”。在他们的世界里，不论是人体，或治疗病的草木，都只是符号，象征着人与天主的关系，引领着人迈向信仰之途。

——据祝平一《身体、灵魂与天主：明末清初西学中的人体生理知识》整理

材料二   19世纪末20世纪初，“卫生”一词日益流行。从知识精英到一般知识分子，中国的文化论述里弥漫着讲求卫生、强身救国的主张。文化市场涌现大量的生理卫生、生殖医学的书籍和刊物，相关的广告与介绍也频繁见诸报端，大多强调泰西的兴盛与其对生理卫生学的重视密切关联，表示译者或作者的目的即在希望种族强盛上。《高等小学卫生教科书》(1903年)广告词言：“今亟译此类之书，以饷吾国民。凡有保种之责，而知亡国之忧者，盖令青年子弟日肆习之。”

——据张仲民《出版与文化政治：晚清的“卫生”书籍研究》整理

不同的文明塑造了人们不同的时间观念。由于中西方文明在哲学观、历史背景、社会模式等诸多方面千差万别，其对时间的观念和态度也存在着很大差异，从而产生了不同的时间取向模式。

材料一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里，人们对时间的认识比较模糊，因而人们在用时、计时、守时等习惯上也比较模糊。中国人在时间的使用上一般用“掌灯时分”、“日上三竿”、“不见不散”等相当模糊说法。“掌灯”的时间和季节有关，和天气有关，和地理位置及生活习惯也有关，反映了深厚的农耕文明气息。虽然，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一寸光阴一寸金”的比喻，但是多数中国人只是从个角度来看待时间价值，并没有把这种高尚的时间观推广到社会交往当中去，因而，最终并没有形成良好的社会性时间观念和惜时的社会风尚。

——摘编自汪天文、王仕民《文化差异与时间观念的冲突》

材料二   清末以后，随着城市生活的变化，中国人对西人情况愈加了解，人们的时间观念随着钟表的普及变得精准化。张謇在《政闻录》中曾特别强调：“最可宝贵者莫如时，愿国人均奋起力求时间上的经济。”新学制规定学堂授课需有定时，一些政府机构在实行星期休息制度的同时，也开始实行工作定时制度。近代中国人新式时间观念的产生并不依靠一种自然的发展状态，而是一个伴随着压迫去强行消化的过程，沿海地区更新快一些，内地相对缓慢；城市更新快一些，农村相对缓慢。

——摘编自范雪梅《近代计时工具与生活节奏变迁》

6 . 材料：新旧婚礼情况对照表

材料一 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耶稣会教士法鲁担任教育部长，提出《法鲁教育法案》，规定学校应完全服从教会；僧侣有充任教师的优先权。针对这种现状，法国著名的共和派领导人茹尔·费里率先举起教育改革的大旗，1882年3月颁布了《费里法案》。该法案将教育的领导权收归国有，设立了国民教育最高委员会，取消了耶稣会员施教和管理学校的权力。免除公立学校、幼儿园的学费，免除师范学校的费用。还规定6—13岁的儿童无论男女，都要接受公立或私立学校的教育。为确保义务教育法的实行，法案规定，每个省都要建立男女师范各一所，其经费由地区支付，校舍建筑及设施和牧师工资由国库发放。

——摘编自梁金霞《法国教育改革与发展趋势探析》

材料二 1900年湖广总督张之洞等奏请改革科举，清廷乃于1901年9月颁布兴学诏书，改书院为学堂。1904年清政府颁布由管学大臣张百熙和张之洞等拟定的近代学堂章程“癸卯学制”，读经讲经课和修身课（讲授伦理道德）分量仍很重。1905年清政府废科举，1906年正式成立学部，奏请宣示教育宗旨为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五端。辛亥革命后，蔡元培担任教育总长，于1912年至1913年陆续颁布了各级各类学校令，即“壬子一癸丑学制”，强调教育宗旨为：“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废除了读经课和不合民国宗旨的教科书，取消了进士出身奖励，确定了妇女的受教育权利和男女同校制度，同时筹办各级女子学校。

——摘编自《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

材料一 中国古代服饰讲求含蓄，注重伦理，不强调服装与人体各部位保持一致，更不注重用服装表现人体的曲线，褒衣博带、长裾雅步是中国古代服饰的主流。从夏商时期开始，服饰就已不可避免地被拉入了“礼”制范畴；赵武灵王引进胡服主要是用于改革军队服饰，便于骑射；孝文帝迁都洛阳，全面割新鲜卑拓跋族与旧有文化的纽带；大唐时代经济发达、国家富强、文化政策宽松，以宽厚和兼容并包的精神自信地接纳四方远近外来服饰文化；满清统治者一方面以“首崇满州”来竭力维护满族服饰文化的独自系统性，并通过“剃发易衣冠”的政策改造汉服饰文化。

——摘编自竺小恩《中国近代服饰与古代服饰变革之比较》

材料二   民国成立后，要求废除满式的官服顶戴，以新礼服代替旧式官服，不分级别高低，凡任职的官员，一概统一着装。上海作为中国首批对外开放的商埠，国际移民的大量涌入，使上海与国际的联系愈发密切，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文化在这里碰撞、交融，近代上海的服饰文化呈现出了多元化现象，很多服饰直接采用西方样式，以上海为中心，遍布全国各大城市的一批主要从事西式服装制作的裁缝产生了，有的则在中国传统的基础上引进西方样式并加以改进。

——摘编自竺小恩《中国近代服饰与古代服饰变革之比较》

材料一   鸦片战争后，随着外国势力进入东南五口，外国的生活方式、衣食住行逐渐浸入中国沿海城市。经过多年潜移默化的示范作用，在通商口岸，形成了一批穿西装、吃西餐、信基督教的人群。

材料二   晚清社会男子服装呈现出长袍马褂与西装革履并行不悖的景观。特别是风云激荡的辛亥前夜，衣着打扮不仅代表着个人的服饰习惯，而且代表了个人的某些政治倾向，从而使服饰本身超越了它所具有的文化意味。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孙燕京主编的《晚清遗影》

材料一   两宋至清，我国人民的饮食原料结构较之以前有很大的变化。小米、高粱和小麦逐渐成为北方人民的主食原料。随着豆制品、粉制品的发展，大豆、绿豆、扁豆等很大程度参与了菜肴的烹制，成为主、副兼用的粮食。原产美洲的马铃薯和番薯，至清代在很多地方成为主食中的骨干品种。瓜菜原料方面，五代以来从国外引进的胡萝卜、甘蓝、菜花、丝瓜、黄瓜、苦瓜、南瓜、辣椒等百十个品种大大丰富了我国的馔肴。肉类原料方面，逐渐变为以猪、牛、羊、鸡、鸭、鹅等家畜、家禽为主，野禽、野兽肉类的比例越来越小。

——根据王明德、王子辉《中国古代饮食》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朴素的列宁装、干部服广为流行，旗袍、西装等民国年间的流行装束被看作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腐朽事物而被人们所抛弃。随着统购统销政策的实行，城市居民整体饮食水平有所改善与提高。由于国民经济增长有限，并且在“一五”计划建设时期的“重生产，轻消费”等政策影响下，城市居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仍然不高，普遍形成朴素节俭的生活方式。当时，党和政府也大力提倡勤俭节约的道德风尚。

——根据郑艳《新中国初期城市居民的物质生活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