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近代以来，中医学在传承中寻求变革，但传统中医观念及诊疗方法依然流行。传统中医认为药食同源，注重个人的养生与保健，以阴阳五行学说解释人体的生理现象和病理变化，采用望、闻、问、切四诊法诊断，针灸治疗使用广泛。中国近代，无论是清政府还是中华民国政府，医疗制度侧重于服务达官贵人，对百姓影响甚少。而先进知识分子认为，国民健康不仅是个人的私事，更是国家的公事。国家必须尽到责任，维护国民健康，培养国民民族气魄与健全体格。个人必须配合政策，尽好国民的责任。

——摘编自皮国立《碰撞与汇通：近代中医的变革之路》

材料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建立起省、市、县、乡镇、社区的医疗网络，方便患者就医。在传染病防治方面，我国推行计划免疫，有效控制了很多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疫病，如百日咳、白喉、脊髓灰质炎、肺结核等，并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医疗机构为患者服务的意识日趋强化，各级医疗机构明确了为人民健康服务的意识。推行医疗保险制度和救助制度，确保全民病有所医。注重公共卫生建设，强化全民卫生意识。

——摘编自张栋《新中国以来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轨迹》

材料一   在宋代，士庶服饰的儒雅化体现在服饰领域的各个方面。以头巾为例，头巾是宋代文人士大夫的至爱，往往能显其风雅之情趣。尤其是以某一名士所戴头巾命名者，更是风行于世。如程子巾——相传宋代理学创立人程颢曾戴此巾，故名……宋代士大夫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将浓郁的文化意识带进服饰天地，如林景熙诗曰：“爆竹声残事事新，独怜临镜尚儒巾。”在《历代名臣像》中岳飞就是头束幅巾、身着圆领襕衫的儒将形象。因此所谓“儒将”和“儒帅”，便成为宋人品藻军事将帅的一种审美风范。

——摘编自竺小恩《论宋代服饰文化的儒雅化趋向》

材料二   1912年4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参议院解职辞中说：“又凡政治、法律、风俗、民智种种之事业，均须改良进步，（中国）始能与世界竞争。”惟其如此，辛亥革命后的改革社会风习之举，对于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就具有不可以区区视之的意义。民国初年，有人在《时报》上发表了以《新陈代谢》为题的文章，其中写道：……新礼服兴，翎顶补服灭；剪发兴，辫子灭；盘云髻兴，堕马髻灭；爱国帽兴，瓜皮帽灭；爱华兜兴，女兜灭；天足兴，纤足灭；放足鞋兴，菱鞋灭；……

——摘编自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材料一：在（20世纪初）的江村，真正使夫家接受过门媳妇的是她能为夫家生育男婴。媳妇在用餐时坐下首，或不上桌。她受到伤害时的中诉，只能通过丈夫或娘家转达。妇女可以售生丝，但必须把钱交给家长。媳妇的“私房钱”很少，且总是受到婆婆的严密监视。

——摘编自费孝通《江村经济》（1939年出版）

材料二：在1930年代初的上海，部分工人家庭还有小部分的学费或书报费支出。单身女工爱到大世界游玩。在她们眼里，“出了两只角子（引者注：角子是旧时通用币值一角、两角小银币），从白天一两点钟可以白相（引者注：上海一带的方言，意思是“玩”。）到夜里一两点钟，再便宜也没有的了。而且里面花头来得多”。上夜校是女工业余生活的主要选择之一。这使她们掌握基本的读、写能力，藉以开阔眼界，丰富精神生活。

——摘编自罗苏文《女性与近代中国》

材料三：我国民法典特别是其中的婚姻家庭编秉持了新中国民事立法，特别是婚姻家庭制度所固有的男女平等理念，延续并丰富了1950年婚姻法、1980年婚姻法以及2001年婚姻法修改有关保护妇女合法权益的规定，注意到并以具体的制度措施排除男性中心文化对实现婚姻家庭领域男女实质平等的不利影响，加强了对现实婚姻家庭生活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妇女的特殊保护，这必将为保障妇女的婚姻家庭权益提供有效的法治保障。

——摘编自李明舜《民法典妇女权益保护条款专家梳理与解读

材料一   十六世纪后期，伴随西洋传教士来华，西方医学知识开始在中国传播。较早介绍到中国的解剖学、生理学著作有《泰西人身说概》等。关于人体构造，《说概》中阐述说，造物主对各器官的内部构造巧为安排，以达成人类“致知”的目的。如人身各部分皆成长，独耳骨则否，是因为“生人从幼至老，惟学是务，恒若闻见不广，故以听闻为基，以至无穷无尽”。上主造人，赋予灵魂与身体，亦同时赋予人一个目标：“天主生人，付之灵性聪明，以格物穷理”。在他们的世界里，不论是人体，或治疗病的草木，都只是符号，象征着人与天主的关系，引领着人迈向信仰之途。

——据祝平一《身体、灵魂与天主：明末清初西学中的人体生理知识》整理

材料二   19世纪末20世纪初，“卫生”一词日益流行。从知识精英到一般知识分子，中国的文化论述里弥漫着讲求卫生、强身救国的主张。文化市场涌现大量的生理卫生、生殖医学的书籍和刊物，相关的广告与介绍也频繁见诸报端，大多强调泰西的兴盛与其对生理卫生学的重视密切关联，表示译者或作者的目的即在希望种族强盛上。《高等小学卫生教科书》(1903年)广告词言：“今亟译此类之书，以饷吾国民。凡有保种之责，而知亡国之忧者，盖令青年子弟日肆习之。”

——据张仲民《出版与文化政治：晚清的“卫生”书籍研究》整理

材料一   我（孙中山）剪去一生长成之辫发，往衣服店买得一套最新日本装穿好，……日本自战胜中国后，世人以礼待日人，我扮日人，亦出入相宜也。若无此举，则不能逃脱数次之危险地位矣。

——陆文灿《流亡之孙公》

材料二   12月13日内阁总理袁世凯剪除发辫，以为各界之倡。

——1911年12月17日《大公报》

材料三   辜鸿铭在北京大学任教时梳着小辫走进课堂曾引起学生们哄堂大笑，辜平静地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

——《狂儒辜鸿铭》

材料一   自1843年至1860年，传教士在广州共出版中文书籍、刊物42种，其中29种为宗教宣传品，占总数的69%。另外13种为天文地理、历史、医学等科学读物，占总数的31%。设在十三行的博济医院，即新豆栏医局，门庭若市，成为传教士扩大西方文化影响的重要场所。1848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合信来到这里，在金利埠创办惠爱医馆，一批先前已经入教、粗通医学的人，如梁发、梁柱臣、卢挺善、周励堂等人供职其中。同年，来自美国的传教士也办起学校和医所。1850年，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哈巴安德在广州开办男子日校，三年后又开女子日校、寄宿学校各一所。这是广州新式教育之始。

材料二   早在19世纪末，随着西方商品对民众生活模式的冲击，趋洋附西的倾向就在时势的流变中推动着生活习俗的演变。“凡物之极贵重者，皆谓之洋。重楼曰洋楼，彩轿曰洋轿。挂灯名洋灯，火锅名洋锅。……大江南北，莫不以洋为尚……”

材料三   下表为近代中国留学俄（苏）情况统计表。

——根据张泽宇《留学与革命》整理

材料一：同餐共饮，构筑起群体认同的纽带，一家人围坐在炉灶边的日常用餐，提升了亲密而持久的社会联系，巩固了家庭生活的基础。同样，正式的宴会有益于将一种家庭亲密性因素传输到政治关系之中，巩固统治者与臣民之间的关系。不仅如此，相同的饮食习惯有助于界定族裔认同。《论语》描述了孔子对用餐的苛求：“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孔子把精心准备的一餐饭与有道之邦联系了起来。即便在大部分问题上与儒家思想相背的严苛的法家，也赞同农业的高产对于国家的安康重要性。中国的医生将逍家的阴阳观念应用于食物，建议病人通过平衡“热性”食物和“寒性”食物来保持身体健康。

材料二：食物在现代早期的传播促进了世界范围内粮食产量和人口的增长，19世纪的工业化则彻底改变了食物的制作方式，甚至是食物的根本属性。铁路和汽船跨越大陆和海洋将水果、蔬菜和肉类运到市场上，改变了世界各地的食物供应网络。与此同时，工业技术不断地将烹饪从家里的厨房转移到遥远的工厂。随着食物由铁路和汽船从世界各地运来，“健康卫生”的含义就发生了彻底的改变。

肉的新鲜程度不再取决于牲口被宰杀的日期有多近，而是取决于它的包装和冷藏。在19世纪之前，只有精英阶层才可以每天享用白面包和肉随着大规模工业生产的兴起，这两种食物和许多其他食物终于成为西方社会的日常主食。

——摘编自《世界历史上的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