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鸦片战争之后，西方现代科学技术与知识日益广泛地进入中国。1858年，王韬就已经认识到“中法不如西法之密”。官方层面的条约签订、外交往来等等，需要以西洋历法作为重要参照，都在一定层面上扩展了西洋历法的使用范围。时人逐渐了解到西洋历法之精髓，此前对西洋历法鄙弃的态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如方维规所说：“由于时人不仅认识到西方已经成为世界政治的中心，也感受到西方在许多方面确实胜于中国，便逐渐对西洋事物怀有一种崇敬之情。”在这种情况下，西洋历法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肯定。
——摘编自朱文哲《西历·国历·公历：近代中国的历法“正名”》
材料二 1918年，北京政府教育部下辖的中央观象台依据国际标准时区制度，将全国规划为中原时区（后改南京时间）、陇蜀时区（全面抗战后改重庆时间）、回藏时区（后改新藏时间）、长白时区、昆仑时区等五个时区，标志近代中国自动、自主地加入全球标准时区制度的行列。但是日本在全面侵华战争时改中原时间为东京时间，五时区制的实施效果颇为有限。……标准时间在近代中国的产生和变化，尽管与西方列强的扩张关系密切，也是近代中国社会生产结构的变化及与国际社会的联系更加密切后，产生了对精确、统一的社会公共时间的需要。近代民众在社会生活与国际交往中真切地体验到标准时间带来的实惠与便利。
——摘编自封磊《从海关时到北京时：近代中国的“时区政治”及其嬗替》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西洋历法受到关注和肯定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概括五时区制制定与实施的主要特点。
(3)综合上述材料并所学知识，分析标准时间的确立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
材料一 把饮食与政治联系起来，是中国古代独特的饮食理念。自古认为治理国家与饮食烹饪的原理是相通的，《老子》曰：“治大国若烹小鲜”（治理大国要像煮小鱼一样，不能多加搅动，多搅则易烂）。《周礼》以“冢（大）宰”为百官之长。因为“宰”有调和膳羞之意，而官长需要具备厨师“调和”五味那样的本领，故“宰”成为官吏的通称。饮食与政治的联系还表现在为官者与民众在饮食上的差别，为官者称“肉食者”、平民称“蔬食者”、“藿食者”。
——摘自黎虎《略论中国古代饮食文化研究》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西餐馆、西式饭店在中国通商口岸大量出现，用最具体形象和可见、可尝的形式传播了西方饮食文化。同时，一些来华的外交使节、商人等也向西方社会介绍中国的食物原料、菜点及其制法、饮食习俗等。1851—1911年期间的历次世博会上都有中国的茶叶和饮食餐具——瓷器的展示。西方传教士翻译的《保全生命论》《化学卫生论》等书籍，向中国介绍西方营养学、卫生学知识，在当时影响广泛。清末，政府颁布《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明确设立“家事”课，一般都有营养学的内容。1909年，美国基督教会出版的《造洋饭书》介绍了267个西餐菜点成品或半成品的用料及制法。西方国家还将面包、罐头、啤酒等工业食品及其机器、设备和技术输入中国，对中国食品工业的产生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摘自杜莉《古代中西方饮食文化交流的特色及成因探讨》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饮食文化中体现出的治国原理。（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中西方饮食文化交流的特点以及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
（1）根据表1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我国古代汉语中外来词引入情况的特点。
（2）根据表1、表2，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近代中国汉语中外来词引入的变化。并指出外来词引入给我们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