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早期京剧从编剧、演员到乐师、化妆师，无一不是男人；剧中演员无论老幼，均由男人扮演；当时培养京剧人才的科班不招收女学生，男演员不招收女徒弟。到了1735年，乾隆下旨禁止女子进入戏院。
材料二：在1845~1861年间上演的以旦角为主的京剧剧目中：愚蠢的女人、邪恶淫荡的女人和专门诱惑男人的女妖怪约占34%；贞洁烈妇、贤妻良母约占31%；少数剧目中也有一些武艺高强的女性形象（约占20%），通常由武旦扮演，在表演中多以武打为主，重在显示演员的武功，人物性格刻画被置于十分次要的地位。
材料三：在1917~1937年创作的以旦角为主角的83个新戏中，女主角大胆追求爱情的28出；表现贤妻良母、贞洁烈女的24出；表现巾帼英雄的10出；反映妇女遭受迫害摧残的7出；表现女妖怪的6出。这一时期内即使塑造的是女妖怪，也大多善良可爱；至于舞台上的女神，更是美的化身。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不少控诉对女性的虐待和摧残的戏，表现了对女性不幸遭遇的极大同情。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黄育馥《京剧——观察中国女性地位变化的窗口（1790~1937）》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女性在早期京剧中的地位并分析其主要原因。
(2)根据材料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1917~1937年女性在京剧形象中的变化并说明其影响因素。
材料一 1911年，辛亥革命废除了帝制，建立民国。社会风气开化，上衣下裙和上衣下裤成为女子的时兴装束，裤装大受女性青睐，裤装外穿不分阶层，行动方便，合乎潮流。1919年之后，新文化运动唤醒了人们对美的追求，中国妇女开始领悟到“曲线美”的重要性。以旗袍的变化为例，受欧美服饰的影响，20世纪20年代中叶以后，宽大的旗袍开始收腰，长度缩短。抗战时期，时局动荡，经济萧条，物资匮乏，物价飞涨，尺丝寸缕也变的非常昂贵。大多数国民无心于服饰的奢侈，力求节俭。
——摘编自赵燕《民国时期女性服饰变迁特点探析》
材料二 民国政府在1916年与1928年分别颁布了《内务部通咨各省劝禁妇女缠足文》与《禁止妇女缠足条例》，将摒弃陋俗事象上升到国家意志通过法律方式极力反对裹足，强制制止摧残妇女的裹脚鞋、弓鞋。《遂安县志》（1930年铅印本）中记载：“放足之风，近始渐盛，城市幼女多天足，惟乡僻仍多缠足者。”随之兴起对天足及对人体自然形态美的追求，西式塑胸内衣逐渐也在城市推广，新的服饰文明风尚逐渐在城市妇女中流行。《磁县县志》（1941年）记载：“富者探亲戚时，下更加扎裙子。虽扎短衣，务求宽大肥裕。男女贫者，只著短衣，富者除短衣外，夏有大衫，冬又有大袍、马褂。”可见，这些地方志从服装式样、服饰面料、色彩等全方面阐释了当时女性服装的传统造型在民间仍为主流形式。教会学校在清末的创办带来了一些外来文明与时尚风俗的思想观念，西方的教育制度和教学方法等也给国内带来全新的学识视野。
——摘编自崔荣荣，牛犁《民国汉族女装的嬗变与社会变迁》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概括民国时期女性服饰变迁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分析影响民国时期女性服饰变迁的因素。
材料一 中国服饰最早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遗址中发现的骨针，证实当时已能利用兽皮一类自然材料 缝制简单的衣服，中华服饰文化史由此发端。从原始社会到夏商周，直至清代，中国这个“衣冠之国”的服饰表现出以款式、色彩、面料等的不同体现不同等级身份的特色。中国传统服饰文化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改编自《中国服饰鉴赏》
材料二 礼乐制度较西周其它制度，最大的特点就是可视化。《周礼》规定了周王和贵族在各种场合的服饰要求，王室公卿为表示尊贵威严，在不同礼仪场合，顶冠既要冕弁有序，穿衣着裳也须采用不同形式、颜色和图案。《周礼》中关于服饰的规定，紧紧围绕了周人的治国思想，是穿在身上的政治。
——改编自谢红《中国历代服饰赏析》
材料三 魏晋南北朝时期，等级服饰有所变革，民族服饰大为交融，且这种变化是双向的。一方面，汉族发现胡服短小紧身、便于活动。南方出现的新服饰之一是裤，即上身穿齐膝长衣，下身穿裤。这是汉族服受少敏民族文化影响最直接的特征。另一方面，少数民族服饰受汉朝典章礼仪影响，穿起了汉族服装。鲜卑族北朝迁都洛阳后，孝文帝推行华化政策，改拓跋姓氏，率“群臣皆服汉衣冠”。使秦汉以来冠服制得以续，推动了中华服饰文化的发展。
——改编自谢红《中国历代服饰赏析》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占代服饰发展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为什么说“（西周的服饰）是穿在身上的政治”？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魏晋南北朝时期服饰出现双向变化的原因。
材料一 汉代，民间信仰普遍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西汉时，已有“灶神晦日归天，白人罪”的说法，灶神负责监督家庭中每个成员的善恶功过，并定期向天帝汇报，天帝据此作出奖惩。因此，百姓一方面通过祭祀讨好灶神；另一方面注意约束和规范自己的言行，以免招致祸患。……禁忌在社会生活中也占有重要的位置，起到“劝人为善，使人重慎”的作用。朝廷设太史令一人，“凡国祭祀、丧、娶之事，掌奏良日及时节禁忌。”在民间，禁忌以巨大的约束力影响着百姓的思维方式和生产生活，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岁时节庆，禁忌无所不在。此外，汉代笃信择日之说，认为时日与吉凶祸福紧密相连。当时专门从事占候卜筮之人，有五行家、堪舆家、建除家、历家、天人家等等，人们统称其为“日者”，《史记》专列《日者列传》记述其活动事迹。
——摘编自贾艳红《汉代民间信仰的社会功能探析》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科举不再是进入仕途的唯一途径，读书人逐渐放弃了对文昌神的信仰。……中华民国政府成立后，视“迷信为进化之障碍”，颁布了一系列办法、条例以限制社会中的迷信活动，并督饬警察机关践行。跳大神、巫蛊等迷信活动随政府禁令而得到控制，贵州仁怀“奉文禁革，其习渐息”，上海法华乡延巫治病之风“稍戢矣”，辽宁凤城自设巡警后“不时捕治，巫风渐息矣”。……（民国时期）封建礼教约束下的包办婚姻开始被自由恋爱取代，因此，青年男女也不再祭拜月老。时人发出感叹：“今日红线多不用，由他男女自成亲。”
——摘编自赵英兰等《民国时期社会信仰态势嬗变之缘由》
材料三 民间信仰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与民众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信仰习俗，是农村传统文化的灵魂。民间信仰具有世俗性、现实功利性和兼容性等特点。国家治理不可忽视民间信仰的积极因素。在乡村振兴的国家战略中，可以充分发挥民间信仰的正面积极作用，通过宣介引导，以提高民众道德水平，促进乡风文明建设，丰富节日庆典文化，促进农村社会的发展振兴。
——袁方明《民间信仰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作用——兼论中国人的信仰模式》
(1)根据材料一，概括汉代民间信仰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民间信仰对汉代社会生活的影响。
(2)根据材料二，概括民国时期民间信仰出现的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其原因。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重视民间信仰积极因素的意义。
材料一 先秦时期，中国传统社会保障制度已初步形成。汉代政府颁布法令免除老人赋役，设立了常平仓作为备荒仓储，且建立了报灾、勘灾和救灾等基本程序。隋朝设立义仓，南宋时期设立社仓，形成了完整的备荒仓储体系。明清时期在救助社会弱势群体方面，设有养济院、孤老院、惠民药局等救助机构。民间慈善团体也日渐增多，许多慈噩组织规定对“贫困无依的孝子、节妇”要优先给予救济，对“不孝不悌、赌博健讼、酗酒无赖，及年少强壮、游手游食以致赤贫者”一律不予救助。
——摘编自王卫平黄鸿山《中国古代传统社会保障事业述论》
材料二 晚清以降，一些有识之士在与西方社会的接触中意识到中国传统救济的弊弊在于“有养而无教”，并认识“重教”的积极意义。晚清政府明确责成地方官绅体察情形，在各种养济院、清节堂中附设工艺所，“兴养立教”。民国政府逐步摒弃传统的慈善观念，代之以先进的国家责任理念，将社会救济视为“集体之生存而当为，不专为人类之悲悯而宜为”的事业。
——摘编自岳宗福杨树标《近代中国社会救济的理念嬗变与立法诉求》
(1)概括中国古代社会保障制度的特点，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其成因。
(2)据材料二，指出近代社会保障思想的变化并说明其影响。
材料一 中产阶级家庭的理想是男主外、女主内，妇女远离职场的竞争。而在实际上，19世纪有大量的中产阶级妇女进入教师、护士、职员等行业，也有许多中产阶级妇女参与投资和经营活动：投资运河、铁路、海运业、政府债券、银行保险、经营商业和工业企业等。1870年，议会通过英国历史上第一部《已婚妇女财产法》以保证妇女独立经营或工作所获得的经济收入，这是英国妇女拥有独立财产权的开始。19世纪英国中产阶级妇女的投资经营活动规模和数量虽然很有限，但它不仅发挥了在英国经济发展和经济扩张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也增强了女性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影响力，由此推动了社会向两性平等的方向发展
——摘编自潘迎华《19世纪英国中产阶级妇女投资经营活动及其原因分析》
材料二 1901年4月，《中外日报》刊出的一篇题为《拟上海女学会说》文章，作者认为身为女性“有改革之责，发言之权”“中国之积弱由于女权之放失，女权之放失由于女学之式微”“倡兴的'女学'，不只是为了‘强国’，还为了争取‘女权’。女学者，全国文明之母；女权者，万权之元素”。1904年，天津《大公报》上发表女子吕碧城诗文，她继续提倡女学和女权，认为倡办女学的目标，不只是使女子“助国家之公益”。还在于“激发个人之权利".
——李长莉《晚清知识女性的“新妇女观”》
(1)据材料一指出19世纪英国中产阶级妇女的角色变化，概括19世纪英国中产阶级妇女投资经营这活动的特点，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社会背景。(2)据材料二概括晚清女性解放运动初兴时期“新妇女观”的主要内容，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影响。
(3)综合上述材料，谈谈你对近代妇女解放的认识。
材料一 帝制取消之后，随之而来服饰也发生了重要变革。“西式服装”“随机大畅”，“人士趋改洋服洋帽，其为数不知凡几”，蔚然成为一种风气。“西装东装，汉装满装，应有尽有，庞杂至不可名状”。……中外服饰互相融合，当时在许多公共场合里，常常出现头梳洋髻，身穿高领窄袖长袄素长裙，是登皮鞋的女子，这样的穿着在当时是一种时尚。
——摘编自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等
材料二 革命的风暴在推动政权更替的同时，南京临时政府为推动社会改良采取了不少政策与措施，“……无数头颅所换得来的，除推翻封建帝制以外，广大民众的体格、品格相当提高了”。“所有卑贱、颓度、放荡行为，有些减少，有些完全消灭了”。民国初年，社会上一时出现了朝气蓬勃的新气象。
——摘编自张海鹏、李细珠《中国近代通史》
(1)依据材料一，结合所学知识，写出两例体现近代中外“互相融合”的典型服饰，并简要概括这一时期服饰的重要特征。
(2)结合所学知识，写出材料二中“革命的风暴”所指的历史事件，依据该材料概括这个事件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影响。
材料一 在革命者队伍中，孙中山先生年轻时期就坚决与封建服饰断裂，1895年的广州起义，孙中山与其他革命者一起流亡日本，到达日本后剪掉一头长发，脱去长袍。在孙中山的影响策动下，革命者纷纷断发易服。民国政府建立后，出台了民国新服饰穿着要点，以体现平等博爱的三民主义为基础，学习西方服饰的简便原则，以西式服装为主。……早在清末新政时期立宪派就推行易服运动，但所易之服多为外货西装，导致利权外失，提倡土布西服，也不得要领，最后不了了之，惟中山装的出现，用土布也可以制得精美，使易服与提倡国货得以兼得，故政府大力推行国货中山装。
——摘编自勾爱玲、张朝阳《辛亥革命与中国近代服饰的演变》
材料二 中山装不仅仅是一件衣服，还是中西文化交融的载体。西装贴身、干练的风格体现了个性的解放，其秉持的平等观念取代了封建等级观念，中山装移植了这种风格和精神，使人耳目一新。此外，标准中山装的前幅衬的结构工艺、袖子的造型及裁剪方法均与西装相同。中山装上三颗纽扣、五颗门襟钮等设计可以看出对于符合天数“三、五”的钟爱。中山装对襟的设计体现了华人礼服中特有的东方文化精神，以及对称均衡的审美意趣。
——摘编自罗义《身体·国家·认同：民国中山装的文化透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山装得以推行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解读中山装所蕴含的“中”、“西”含义。并谈一谈中山装文化对于构建中国文化认同的启示。
材料一 晚清以来，伴随着西风东渐，星期制传入中国。戊戌维新时期，维新派视星期制为文明之制，主动仿行。而湖广总督张之洞规定两湖书院的学生只准休旬假（十日放假一日），不得过星期日。1902年至1911年夏，由于清政府推行新政，各学堂、中央各部和地方衙门陆续实行星期日公休制度。1912年民国肇建，南京临时政府“期与世界各强国同进文明”，采用了星期日公休制度。与此同时，星期制也在社会上广为流行，渐成都市生活中新的工作与休闲的节奏。合理的休息与适度的休闲，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国人的精神面貌。
——摘编自湛晓白《时间的社会文化史》
材料二 1949年之后，新中国沿用近代以来形成的星期日公休制度。1995年3月25日，国务院发布第174号令，规定“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实行统一的工作时间，星期六和星期日为周休息日”，自1995年5月1日起施行。利用和过好双休日，对于整个社会的劳动生产、消费休闲和社会风尚都有很大影响，从星期日公休制到一周双休，体现了社会文明的进步，也为个人自由发展提供了更多可能性。
——摘编自《人民日报》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概述晚清至民国星期制普及的时代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简析近代以来星期“公休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
材料一 鸦片战争之后，“夷夏之辨”的世界认知框架逐渐走向崩溃，西方现代科学技术与知识日益广泛地进入中国，趋新崇洋成为社会思潮，这就使得时人对西洋历法的态度发生了巨大变化。到了19世纪七八十年代，以郭嵩焘为代表的趋新之士，已经能较为准确地看待中西历法的差异，对西洋历的优点亦能肯定。在这一转变中，时人逐渐了解到西洋历法之精髓，此前对西洋历法鄙弃的态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在这种情况下，西洋历法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肯定。
——摘编自《近代中国历法》
材料二1918年北京政府教育部下辖的中央观象台依据国际标准时区制度将全国规划为中原时区、陇蜀时区、回藏时区、长白时区、昆仑时区等五个时区，日本在全面侵华战争时改中原时间为东京时间。作为社会公共时间的实践主体的近代民众，在社会生活与国际交往中真切地体验到标准时间带来的实惠与便利，进而在日常生活世界促成对时间应用的精细化、标准化与社会化。
——摘编自封磊《从海关时到北京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西洋历法受到关注和肯定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概括五时区制制定与实施的特点。
(3)综合上述材料并所学知识，分析标准时间的确立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