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欧洲出版业决定性进展发生在15世纪中叶印刷术出现之后。当时虽并未发生真正的“印刷革命”，但在16和17世纪，阅读习惯和文化产品消费发生了一些变化。又过了一个世纪多之后，在大革命以前的法国狄德罗和达朗贝尔的《百科全书》冲破王政时期书业管理制度的藩篱，催生了近代出版业。在18世纪80年代初期，英国伦敦成了世界书籍之都。
——摘编自让·伊夫·莫里耶《从欧洲近代出版业诞生到大众文化的勃兴》
材料二 近代中国民营出版业在社会知识精英为寻求民族自强与独立这样一个大背景下蹒跚起步。开启民智成为先进知识分子和开明官僚普遍关注的主题。启蒙首先是从翻译出版开始的。出版主体从开始时仅有官办出版机构、教会出版机构到遍布各地的民营出版机构的出现。出版内容由最初注重自然科学到后来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兼顾，这些均为中国早期工业化知识提供与思想界变革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摘编自黄宝忠《中国近代民营出版业成长的社会生态分析》
材料三 1949年《共同纲领》第四十九条提出，“发展人民出版事业，并注重有益于人民的通俗书报”。出版业被纳入意识形态治理和所有制改造的轨道。1951年1月1日，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局、三联书店、联营书店把各自的发行部门划出，组建了公私合营性质的“中国图书发行公司”，与国营性质新华书店构成了新中国出版发行的主要力量。
——摘编自刘强《论新中国初期出版业发展策略重构》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西方出版业兴起与发展的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中国民营出版业发展的特点。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建国初期中国出版业发生的新变化及其影响。
材料一 秦代颁布挟书令，禁止私人藏书，著书、掌管藏书只限于史官和贵族。西汉惠帝时，取消此禁令，但当时图书出版还处于抄本时代，社会对图书的需求较少。唐代，大量民间书坊应时而生。到了宋代，各级政府机构刻书、私家刻书、坊间刻书都有很大发展。除儒家经籍外，又遍刻史书、子书、医书、算书、类书和唐宋名家诗文集、文选等。明清刻书，有官刻本，私刻本和坊刻本三种类型。官刻本着重刻经史典集；私家刻本以名家诗文为多；坊间刻本除经史读本和诗文以外，为了满足民间文化生活需要，还大量刻印小说、戏曲、百科大全之类的民间读物。
---摘编自魏隐儒《中国古籍印刷史》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涌入中国，除宗教书籍外，还出版了许多西方科技书籍、报纸和新式工具书。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大量书局和译书馆成立，出版了一批关于西方工艺制造以及自然科学理论的书籍。甲午中日战争后，介绍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学说的图书增多，还出现了商务印书馆等民营出版企业。这些民营出版企业影响日益增大，逐渐成为出版界的主体。20世纪初，中国出版事业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大批知识分子加入编辑、出版者行列。在众多的报刊杂志中，《新青年》无疑是一面旗帜，成为中国新文化的象征。
——据叶再生《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等整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出版业发展的趋势及原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近代出版业与中国古代相比出现的变化，并概述中国近代出版业对近代社会发展的影响。
材料一 宋代是我国古代报纸发展的鼎盛时期，不仅有大量发行的官报，还出现了官方禁令下民间发行的“小报”，其发行人多为邸吏、使臣、书店主人等，内容有真有假。明清时期，政府允许民间自设报房，人员构成及运作方式与现代报社机构类似，刊发的内容需官方审核，真实性更高、更可靠。报房的大量出现，促进了报业的技术革新。作为盈利性质的商业报纸，一定程度上表达了民众的意见和需求，呈现出古代向近代过渡中的微弱新变。
——摘编自潘小露《宋代“小报”与明清〈京报〉比较》等
材料二 19世纪末，国内出现第一次民间办报高潮。王韬于1874年创刊于香港的《循环日报》，是中国报刊史上第一个以政论为主的报纸。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派一共创办了《中外纪闻》《时务报》等30多种报刊。在上海、重庆等地也出版了不少兼载新闻评论和译文的时事性政治刊物。
——摘编自王鑫宏《晚清民间办报高潮与清政府官方应对》
材料三 近年来，人类逐渐步入了个人借助互联网技术平台将信息进行自由的采集、过滤、加工并传播给他人的自媒体时代。中国的自媒体以博客、微信公众号、微博等为主体。与传统媒体相比，自媒体具有个体性、自由性、多元性、平等性、便捷性等特点，但也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
——摘编自张爱军、秦小琪《自媒体传播与公平正义演化》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到明清时期民间报刊的变化，并说明民间报刊的积极作用。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晚清中国第一次民间办报高潮出现的历史背景。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自媒体发展的意义。
4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1872年，《申报》连载了《谈瀛小录》《一睡七十年》和《乃苏国奇闸》等近代翻译小说，开创翻译小说大众化的先河，但当时读者的冷淡态度使近代翻译小说发展受到阻碍。《申报》在连载《听夕闲谈》时，尽管译者依照传统的章回小说形式，将作品分五十五节，并拟定双句对偶标题，在各节结尾处用“后事如何，且看下回续谈”等套语形成悬念，但回应寥寥。
1896年《时务报》连载了《英国包探方喀迭医生案》等五篇福尔摩斯侦探小说，受到了读者普遍欢迎，这些作品也风靡全国。几乎同时，《清议报》上连载《佳人奇遇》与《经国美谈》，随后《清议报》《新民丛报》与《新小说》（1902年创刊）等都连载翻译小说。其中，1899年初，《巴黎茶花女遗事》多次再版，其他言情小说和侦探小说也接踵而至。至1902年，共翻译小说23种。
自1902——1911年底，有将近600种翻译小说连载在报刊之上。此阶段，译者囊括社会各界，翻译名家增多，由早期的本土化自创到越来越多地忠于原著，尤其是短篇翻译小说数量激增，成为此阶段翻译小说的主要文体形式。
——摘编自袁选《试论晚清翻译小说与林纾的贡献》、裘禾敏《晚清翻译小说的误读、误译与创造性误译考辨》等
从材料中提取相互关联的历史信息，自拟论题，并结合所学知识予以阐述。（要求：写明论题，史论结合。）
材料一 法律是国家之重器，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和制约，是国家政治制度必须解决的基本课题之一。秦朝御史大夫府设有侍御史若干，分别掌管奏章、律令、文书、档案等，掌刑辟的廷尉每年须到御史府核对法令文本。汉代刺史巡察郡国的一项重要职责是“省察治状”“断理冤狱”，还须监督郡太守是否有“不恤疑狱，风厉杀人，怒则任刑”等行为。
唐朝御史有奉诏复按囚徒或复勘旧狱的职责，一些大狱、重案由御史台与刑部、大理寺一起鞫审。宋朝御史台设“检法官”一职，负责检详法律，另设“推直官”专治狱事，在地方上设提点刑狱司，所辖州府十日上报一次“囚账”，“有疑狱未决，即驰传往视之……州县不得迎送、聚会”。
明朝改御史台为都察院，赋予组织刑部、大理寺参与会审的职权，监察御史奉敕巡按地方，第一职权即为“雪冤狱”，“先审录罪囚，吊刷案卷，有故出入者理辩之”。清朝规定：“官民果有冤枉，许赴院（都察院）辩明，除大事奏请闻外，小事立予裁断或行令该督抚复审昭雪。”
——摘编自戴军《中国古代监察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和参与》
材料二 杨乃武案能得到纠正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朝廷要通过复查该案敲打地方督抚，重振渐衰的皇权，改变内轻外重的权力格局。杨乃武是个有功名的举人，作为士绅，他的平反得到了同学的大力帮助，得到了胡雪岩的巨额资助，而18名浙江籍京官的联名呈诉也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民营报纸《申报》对该案长达三年多全程跟踪式报道，从最初猎奇，进而敢于揭露司法黑幕，仗义执言，为民请命，形成巨大社会舆论。而杨乃武的姐姐和妻子这两位不屈的女性，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利用制度允许的伸冤之路坚持不懈，最终使该案峰回路转，慈禧太后亲自督促下，刑部重新开棺验尸，推翻地方裁决，制造冤案的众多官员受到惩办。
——摘编自陆永棣《落日残照——晚清杨乃武案昭雪的历史、社会与制度因素》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监察机构监察司法的特点以及百姓蒙冤的基本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晚清杨乃武冤案得以昭雪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