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8世纪法国崛起的一代启蒙思想大师，也接受孔子思想熏陶，高举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旗帜，将其发展到最高度、阐发到最强度，为法国启蒙运动注入了新的力量，著名启蒙思想家伏尔泰、霍尔巴赫、狄德罗和重农学派代表魁奈，都表现出对孔子学说及其价值的虔诚与敬服，伏尔泰所倡导的“开明君主”就是中国儒家理想中的德君。狄德罗借助中国文化的材料，利用作为百科全书主编的特殊地位，开展对法国现实的无情批判。魁奈认为《论语》满载原理及德行之言，胜过于希腊七贤之语。启蒙思想家们通过研究孔子，进而把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思想写入1789年的《人权宣言》。

——摘编自陈奉林《孔子在欧洲》

材料二   20世纪的中国历经“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强行打开了中国封闭已久的大门，清人“天朝上国”的美梦破碎，“睡狮”惊醒。社会从渐进式的演变，骤然发生了急剧性的变迁，这种脱离循序渐进的发展方式，把中国带入了西方式发展的轨道。随之，文化思想领域“西学东渐”，新文化运动应运而生，孔子儒学遭遇空前的危机。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诸贤们，如陈独秀、胡适、鲁迅和吴虞等知识分子，称孔子为中国历史的祸根，并掀起了“打倒孔家店”的热潮，孔子的地位一落千丈，失去了往日神圣的光环，一时间尊严扫地，甚至成为人们诟病的对象。孔子长期的圣人尊号也被许多人改为“孔氏、孔老二、盗丘”等。

——摘编自傅丽丽《陈独秀孔子观研究》等

《政府论》是英国启蒙思想家洛克最重要的著作。在书中他认为，每个人都拥有自然权利，人的责任则是保护自己的权利、并且尊重其他人的同等权利。因为人民的权益最容易受到政府的侵害，所以要保护公民的财产与幸福， 就必须限制政府的权限。洛克反对君权神授，主张政府的权威要建立人民拥有的基础之上，实现议会主权，立法权至上，并以此限制政府的行政权。人民通过社会契约而产生的主权者，它拥有主权的行使权，却不是主权的所有者。主权者是人民选举出的公民。 他们组成立法机关，代表人民意志，受人民委托行使立法权，制衡以君主为首的行政权。同时，主权者的政府作为社会契约参与者，要受契约内容与精神的制约。他主张当政府背离契约目的时，人民可以将其委托给政府的权力收回，即人民有反抗的革命权利。洛克还在书中巧妙的暗示读者，当时英国的詹姆士二世已经违反了这个理论。

材料一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高呼在人类社会里位于中心地位的是人而不是神，人是世界的主宰，是至高无上的，而不是虚幻的神灵。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又是在地理大发现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人们对自身价值的评价空前提高。中世纪以上帝为主审、人类为臣仆的世界结构在人们脑中根深蒂固，当人类意识到有能力改变自身地位的时候，上帝无限崇高的主宰地位自然成了人类最向往的目标，于是人类无限标榜自身，无形中又重塑了一个上帝——人类本身。在希腊人的精神世界中，人神是在同一空间共存的，众神不能主宰人的命运，因为众神也在命运之中，不能摆脱命运的掌控。同样希腊人也不会标榜自身的全知全能。

材料二   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看来，命这是一股改变人们生活轨述的外在力量。通过人自身的不懈努力可以改变命运的安排，让未来向人们所期望的方向发展。但在希腊的人文主义思想中，尤其是希腊三大悲剧作家的作品表明希腊人对命运有着另外一种理解：希腊人是宿命的，他们承认命运的不可抗拒性。

材料三   苏格拉底之死存在一个看似自相矛盾的选择：苏格拉底被不公正的处死，但他甘愿公正的执行这个判决。苏格拉底的理由表明他对死亡的选择绝不只是对个人尊严的考虑，他更看重的是法律的权威性和他所在的政治共同体得以存在的神圣性，由此可以清晰地透视希腊人文精神中人与其所在政治共同体的关系。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文艺复兴以后的人文主又思想中单纯基于欲望、功利之上的个体与共同体的关系在自由主义浪潮的冲击下的苍白与脆弱。

——摘编自马晶洋的《论希腊人文主义与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内在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