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从晚明时期到清朝中期，约有500名耶稣会士来华，中国人从他们那里学到了大炮铸造法、历法、绘图、算术、天文、几何等西方文明，这为中国提供了使其自身现代化的机会。但这一缕微弱之光只在一小部分较进步的中国士大夫中隐约闪亮，中国的士大夫总体上对自己的文化遗产自负非凡，以至不承认需要吸收外来学识。与此同时，传教士也将汉学传回了欧洲，利玛窦翻译的《孔子四书》于1687年在巴黎出版，1682年耶稣会士向教皇呈现了400多部中国典籍译本。欧洲第一次领略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一些大思想家如歌德、伏尔泰、亚当·斯密等成为中华文明的崇拜者。欧洲上空弥漫着进步的气息。

材料二   西方思想的涌入，始于鸦片战争前对《圣经》和宗教小册子的翻译。1861—1895年间，译著范围扩展到外交、军事、自然科学和技术方面，其中应用科学占40%，自然科学占30%。这段时期，从英美国家翻译来的著作占全部的85%。1895年后，对西方作品的翻译不仅局限于军事和技术方面，还包括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社会结构、科学和哲学思想等方面。1902—1904年的全部译著中，社会科学占25.5%，历史和地理占24%，自然科学占21%，应用科学占10.5%，哲学和文学占11.3%，其中译著来自日本的占62.2%。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徐中约《中国近代史》

材料　中国近代历史可谓一部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历史。明清时期,国人已经有了一些对西方文化的接触,如传教士等,但真正意义上的向西方学习,是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后。一般认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探索民族出路的过程中把目光投向西方,经历了向西方学习的三个阶段。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过程中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洋务派实践了“师夷长技”的主张,以“中体西用”为旗帜向西方学习。随着近代民族危机的加深,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兴起了以引进西方政治制度为目标的运动。民国初期,一些知识分子打着“民主”“科学”的大旗,新文化运动应运而生。在新文化运动过程中,李大钊率先举起了社会主义的大旗。此后,马克思主义逐渐成为新思潮的主流,并日益和中国实际结合,给中国带来巨大变化。

——摘编自郭朝辉《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向西方学习过程中的分化及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