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清儒则近似明代人，生活多半都市化，一得进士，在政治上即成骄子，根柢不能像汉人之淳朴笃厚……清政权不断高压，书院讲学精神再难复兴。清代知识分子校勘、训话、考订，说是实事求是，但此实事，已不是现实人生中事，而是转向故纸堆中做蠹鱼生活。换言之，则是脱离了人文中心，仅限在故纸堆中书本上，为学术而学术了。他们不想做相与做师，不在现世活人身上打主意，不关切人群大共体，他们只把兴趣集中在几本遥远陈古的书籍上，他们遂真成为一些书生与学者。他们不注意人人可为圣人的活教训，他们只想教人能读圣人书。而其读圣人书，亦不重在通大义，辨真理，而重在其版本字句，声音训话，事物考证。总之是避免了以人文作中心。近人又说清代学术相似于西方之文艺复兴，此语绝不得清儒之真相。这一风气，到道咸后，清政权将次崩溃时才变。

——摘编自钱穆《中国知识分子》

材料二   近代知识分子不幸生活在一个内忧外患相交织的时代，从传统文化背景走出来的他们带有深深的传统的烙印。勉力经世的社会责任感使他们自觉充当“社会良心”的角色，忧患意识又促使他们自觉入世，进行人生体验。一代学子从学术理论到个体人格的参与，从治经到探讨治国之术的递变，都反映了他们忧时匡世之心。我们把包世臣、曾国藩和康有为作为近代不同阶段上层知识分子的代表。

——摘编自于淑敏《从人名符号看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伟大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而知识分子们也找到了方向。大批知识分子怀揣着建设新中国的理想，从欧美、日本等异国他乡纷纷回到祖国来。截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总共有2500多名海外专家、学者和留学人员回国，他们之中的大多数成了科研、教育、国防等事业的骨干力量。知识分子们放弃了在外国的高薪与舒适的生活，他们的想法其实很简单，就是为了洗刷这个国家在过去一百多年的屈辱与失败。

——摘编自李楠等《梦想与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