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新中国建立初期形成了留学苏联、东欧的热潮。1950年，我国与波兰、捷克等5个东欧国家共交换25名留学生，学习语言、历史等科目。另外，重工业部和燃料工业部从革命干部中选出10名政治表现突出的留学生赴波兰、捷克学习技术，这是新中国公派留学教育之先声。1950年起，为了适应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新中国开始正式较大规模地向苏联派出留学生，以培养重工业所需要的工程技术人才。这一阶段的留苏热潮，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的恶化之时。

——摘编自张雪蓉《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留学教育的历史变迁和时代特点》

材料二：以留学为载体的国际人才流动，是促进各国教育交流的有效途径。2019年，我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为70.35万人，较上一年度增长6.25%。出国留学之潮日趋热烈，即使在疫情的特殊背景下，留学热潮也未减退。“十三五”时期（2016-2020年），国际学生来华留学事业取得一系列可观成果。“提高质量”成为来华留学事业聚焦的重点。我国出台了《学校招收和培养国际学生管理办法》《来华留学生高等教育质量规范（试行）》《中国政府奖学金工作管理办法》，规范高校接受国际学生的资格条件，来华留学质量规范与监管体系不断完善，来华留学生结构不断优化。2019年，来华留学生的高学历生比例达到54.6%，比2016年提高了7个百分点。

——摘编自屈琦等《来华留学——教育对外开放的重头戏》

材料一   胡适、陈独秀发动的文学革命最核心的内容就是以白话为工具建立“活的文学”、“人的文学”，并提出“为立国而造人”的口号。在文学革命推动下，各地文坛纷纷创办白话文刊物。1920年，教育部颁布政令，承认白话为“国语”，学校采用白话文教材，北京各区政府和社会团体还办有半日学校、识字班等教育机构。这场“阅读革命”把民间文化思想和词汇带进贵族文学里，使传统社会的权威基础得以动摇，把以文言文为工具的精英文化改造为白话文为工具的大众文化。从1920年初开始，“改造国民性”、“主体性和唤醒”成为文学革命的新口号。

——摘编自逢增玉《对文学与人的改造与设计的思想及其历史实践》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中小学语文教学经历了一段轻视和忽略文言诗文教学的时期。2001年《高中语文教学大纲》和2003年颁行的《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均规定：学习中国古代优秀作品，体会其中蕴含的中华民族精神，为形成一定的传统文化底蕴奠定基础。学习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理解古代作品的内容价值，深化热爱祖国语文的感情，体会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用现代观念审视作品，评价其积极意义与历史局限。……21世纪，全球化带来了文化之间的冲突，一方面，为不同文化的交流与借鉴提供了条件；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文化上的趋同化现象，它将模糊原有民族文化的身份和特征。本民族的文化越有活力，越是刚健、自信，就越能自由开放地吸收世界先进文化，成为世界多元文化中的一员。

——摘编自胡虹丽《坚守与创新：百年中小学文言诗文教学研究》

材料一   20世纪60年代，为进一步围堵社会主义国家、争夺第三世界国家，美国致力于向印度、菲律宾、巴基斯坦等国家和中国台湾地区推行“绿色革命”，输出杂交种子、化肥、生物技术，以提高玉米、小麦、大米等作物的产量，这使得受援国（地区）在一定时期内实现了粮食自足。但是，由于大量化肥、杀虫剂的使用，也产生了土壤肥力下降、地下水消耗过度及土地板结、盐碱化等问题，提高了粮食生产的成本，加剧了社会不平等程度，进而威胁到上述国家（地区）的粮食安全。

——摘编自于沛等主编《世界现代史》（下册）等

材料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提倡科学种田，通过兴修水利，培育和推广良种等措施，较大幅度地提高了粮食生产水平和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与此同时，我国致力于主要粮食作物水稻的科学研究工作，培育出一批成熟期不同的水稻良种，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水稻高产途径，积累了许多成功经验。1964年，袁隆平率先开始水稻优势利用的研究。1973年，他成功自主培育出被誉为“第二次绿色革命”的籼型杂交水稻，大幅度提高了粮食产量，有效保障了我国的粮食安全。至1989年，中国已向世界上20多个国家（地区）转让了这一技术。

——摘编自许嘉璐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日史》等

材料一   

材料二   在延续2000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一直是社会生产的基础与主体，它对科学技术能提供的经验往往是片断而零星的，不可能有其系统性，这样，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的科学抽象当然多数也就只能是经验性的；同时在这样的社会生产条件下，为科学实验与观测所提供的仪器设备，总的讲也必然是既有限又简陋的，这就使人们对自然现象的观测受到限制，对其本质的揭示只能停留在描述阶段，或者在理论上给予某些定性的说明，或者作出些天才的猜测。而这种情况，与着眼于实用要求，特别关注工艺技巧与可操作性是密切相关的……就科学技术的总体而言，由于历史的局限性与社会条件的制约，仍然只能说是停留在定性描述为主的经验科学阶段。

——摘编自袁运开《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历史概就及其特征》

材料三   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都高度重视科技事业。从革命时期高度重视知识分子工作，到新中国成立后吹响“向科学进军”的号角，到改革开放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从进入新世纪深入实施知识创新工程、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不断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创新型国家，到党的十八大后提出创新是第一动力、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科技事业在党和人民事业中始终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发挥了十分重要的战略作用。

2016年我们召开了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和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2018年我们召开了两院院士大会。几年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全国科技界和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下，我国科技实力正在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科技创新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

——摘编自《习近平：在中国科学院第二十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五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材料一   我国教育发源很早，夏朝就有了称为“序”的教育机构。西周形成了“学在官府”的教育制度。春秋战国私学兴起，开始了后世官学与私学并存的局面。秦朝禁止私学和“焚书坑儒”，使普通教育受到很大摧残。汉代在长安设“太学”并开始“以儒取士”。隋炀帝杨广开创进士科考，唐至宋不断完善科举制。元代在普通国子学之外设立蒙古国子学和回回国子学，促进了多民族文化发展和交流。明清以理学为正统，把八股文作为科举考试的固定格式，大兴“文字狱”。由于控制加强，书院制发展到清代就完全官学化了，导致古代中国教育之路越走越窄。

——摘编自刘瑛《中国古代教育变革大事、特点及启示》

材料二   1905年陈独秀到安徽公学任教，开始了他的教育生涯，到五四前后他的教育事业达到顶峰。五四前期（1916—1919年）他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提倡个性主义，认为当前的要务是塑造新一代的国民：“欲图根本之救亡，所需乎国民性质行为之改善，见所需乎为国献身之烈士，其量尤广，其势尤迫。”五四后期（1920—1923年）陈独秀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分析教育与经济、政治的关系。他强调教育应建设在社会的需要上面，学校应破除“闭关主义”，向全社会开放。

——摘编自郭秀文《从专注个人到重在社会——陈独秀五四时期教育思想的演变轨迹》

材料三   改革开放以来（至2018年前），邓小平指出，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的内容、方法上要适应现代经济和技术的迅速发展；学生参加的劳动要与未来所从事的职业相适应，避免学非所用、用非所学；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不仅要考虑近期生产建设要求，更要根据现代科学技术发展趋势，有计划地培养社会主义建设专家和劳动后备军。自此，我国学校劳动教育开始从以往偏重体力劳动转向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结合；从以往单向度适应现有生产劳动水平转向面向未来引领劳动发展；从重劳动转向重教学、重实践。服务学生素质发展、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为这一时期劳动教育的主旋律。

——摘编自刘向兵、曲霞《党史百年历程中劳动教育的功能及其实现》

材料一   自清末民初国文独立设科以来，中学阶段文言文教学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变化过程。在“白话文运动”兴起之前，国文教学内容只是单一的文言文，且选材多停留于经史文选等。1917年，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认为以文言为代表的古代话语体系记录和承载着封建旧道德、旧伦理。“宋、元以来盛行的白话文学乃是文学的正宗，白话为文学之利器，也为教育普及之工具”。胡适还坚持要用白话来编写教科书，以利国语的传播和普及。白话文进入教材，从此改变了文言文一统天下的局面。从1932年颁布的中学国文课程标准开始，“了解固有文化”与“增强民族意识”列入了整个中学阶段的教学目标中。1936年颁行的课标“修正本”，将“酌量兼使有运用文言作文的能力”修订为“用文言文叙事说理、表情达意之技能”。

——摘编自张锋《文言文教学之历史沿革与革新策略》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中小学语文教学经历了一段轻视和忽略文言诗文教学的时期。2001年《高中诺文教学大纲》规定：学习中国古代优秀作品，体会其中蕴含的中华民族精神，为形成一定的传统文化底蕴奠定基础。学习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理解古代作品的内容价值，从中汲取民族智慧，用现代观念审视作品，评价其积极意义与历史局限。阅读浅易文言文，能借助注释和工具书理解词句意义，读懂文章内容。2003年颁行的《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关于文言诗文教学的规定：通过阅读和鉴赏，深化热爱祖国语文的感情，体会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追求高尚情操，提高道德修养。中国思想界起初误以为现代化就是西化，时至今日，人们对“现代化”的理解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现代化和民族化并不矛盾，是融合为一体的。21世纪，全球化带来了文化之间的冲突，一方面，为不同文化的交流与借鉴提供了条件；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文化上的趋同化现象，它将模糊原有民族文化的身份和特征。本民族的文化越有活力，越是刚健、自信，就越能自由开放地吸收世界先进文化，成为世界多元文化中的一员。

——摘编自胡虹附《坚守与创新：百年中小学文言诗文教学研究》

北京大学的前世今生北京大学创办于1898年，初名京师大学堂，是中国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也是当时中国最高教育行政机关。

材料一   甲午战争后，改革求变呼声起，光绪帝下旨兴建京师大学堂，工部尚书孙家鼐负责筹备工作。1898年9月27日，“在孙家鼐上奏筹备方案之后，光绪帝面见各军机大臣，对此没有进行太多的讨论，大学堂筹备被搁置”。1898年12月6日，上谕今“各直省添置学堂，实力举办”，“着由户部筹定的款，按年拨给京师大学堂，以崇体割”。12月31日，京师大学堂正式开办。

——摘编自蒋宝麟《从京师大学堂到学部清末中央教育财政的形成》

材料二   1937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命原处平津两地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组成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1月，教育部下令长沙临时大学迁往昆明，组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八年间，西南联大共培养出8000多名学生，走出了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西南联大从军学生前后一共达到834人，其中不乏主动投笔从戎的热血青年。除了担任翻译外，联大学生还参加了远征军和空军。数百健儿血洒长空和缅北丛林。师生们办起了大批中学，参与了西部少数民族调查和地方历史文化的发掘整理工作，并直接参加了云南的经济建设，如创建恒通酒精厂和利滇化工厂等。

——上述材料均摘编自《知中·西南联大的遗产》

材料三   北京大学的蓬勃发展

——以上均摘编自北京大学官方网站《北大概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