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这些通过科场考试精选出来的、富有较高文史知识素养的文臣，受到了宋政府的重用。宋代文官制度使权力收纵自如，无尾大不掉之虞。宋代士大夫阶层的组成部分，与前代相比，已经有了根本性的改变。隋唐以后重科举取士，为中下层的寒族知识分子进入仕途打开方便之门。通过科举取士，帝王也有意识地让下层知识分子进入仕途，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特别关键的一点是这些文人士大夫出身寒微，没有势家势力作为社会背景，故也没有深厚的社会根基和实力，其荣辱盛衰皆掌握在帝王手中，即使位极人臣，也不会对赵宋王朝构成潜在威胁。

——《浅析宋代文官制度的得失》

材料二   20世纪前期，政府逐步接纳妇女进入文官行列。但在很长时期内，广大妇女不能进入重要岗位，只能担任抄写、打字和收发之类的工作，多数是临时雇员，而且受到年龄和婚姻限制，同工不得同酬。面对种种不合理现象，英国文官界妇女在社会进步势力的声援下，长期坚持斗争。1919年，议会通过法案规定：任何人不应因性别或已婚而被剥夺担任文官的资格。两年后财政部又首先制定接纳妇女担任文官的实施细则，允准妇女参加文官考试，平等竞争各类文官职位，但同时又规定女文官候选人必须是单身女子，一旦结婚必须辞职。正因为如此，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仍然只有少数妇女能获此幸。部分妇女进入高级文官阶层，则是几十年以后的事情。

——摘编自阎照祥《英国政治制度史》

材料一   到18世纪末，英国官吏任用仍主要采用恩赐制、政党分肥制等。19世纪大批有关中国科举制度的著作在英国问世。1835年一位英国人撰文评价东印度公司采用公开考试竞争原则选拔文职人员时说：“这种中国人的发明创造在印度的充分发展，预示着或许将来有一天，它会像火药和印刷术一样，在国家制度中，引起另一次伟大变革。”1836年英国观察家默德赫斯特在著述中说：“假如我们的文职官员和副职官员在得到委任之前，能够采取某种三级考试的选拔，那么他们就不会经常出错了。”19世纪中后期，英国政府颁布了两道改革文官体制的法令，逐步建立政治中立、职务常任、强化培训、知识更新等颇具西方特色的近代文官考试制度，并被其他西方国家纷纷效仿。

——《英国文官考试研究》

材料二   20世纪前期，政府逐步接纳妇女进入文官行列。但在很长时期内，广大妇女不能进入重要岗位，只能担任抄写、打字和收发之类的工作，多数是临时雇员，而且受到年龄和婚姻限制，同工不得同酬。面对种种不合理现象，英国文官界妇女在社会进步势力的声援下，长期坚持斗争。1919年，议会通过法案规定：任何人不应因性别或已婚而被剥夺担任文官的资格。两年后财政部又首先制定接纳妇女担任文官的实施细则，允准妇女参加文官考试，平等竞争各类文官职位，但同时又规定女文官候选人必须是单身女子，一旦结婚必须辞职。正因为如此，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仍然只有少数妇女能获此幸。部分妇女进入高级文官阶层，则是几十年以后的事情。

——摘编自阎照祥《英国政治制度史》

材料一   （1）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支援工人阶级，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除为止。

（2）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

（3）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

……

——摘自《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

材料二   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是在共产党的旗帜下进行武装斗争的伟大尝试，它在开始时也是以攻占大城市为目标的，在暴动遭到严重挫折时，毛泽东能够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1927年10月率领部队到达井冈山，在实践中开始闯出一条与农民相结合、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以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的道路。这条道路代表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的发展方向。

——摘编自黄允升、唐宝林等《红色档案：毛泽东与中共早期领导人》

材料三   1934年10月面对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中央红军被迫战略转移，长征途中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这次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折……遵义会议后，党中央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政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左”倾路线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被逐渐地克服了。

——摘自《中国共产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5年4月20日）

材料一   先秦儒学是在特定的时代气候之下，植根于前代文化的丰厚土壤而成长起来的。它既承担着前代文化传统传承接续的历史使命，也必须回答当时社会所面临的实际问题。春秋时代剧烈变化着的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军事、伦理、文化等方面都向当时的思想家们提出了许多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这些问题大多是由于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以后，人群之间的社会关系、社会交往、社会组织日趋复杂化而引发出来的，而其核心问题是社会政治与伦理道德问题。这也是先秦儒学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

——摘编自徐克谦《先秦儒学及其现代阐释》

材料二   韩非子曾说：“世之显学，儒、墨也。”然而，实际情况却复杂得很。孔子为了宣传自己的学术理想，寄希望于周游列国，却以失败告终；孟子时代，则是“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秦始皇更是实行了“焚书坑儒”的决策。虽然，汉初儒学偶有机会露面，但很快就被道、法强势通退，至汉武帝时，这一局面才逐渐被打破。公元前134年，董仲舒在武帝举贤良对策中崭露头角，并提出“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的主张，获得汉武帝的采纳，“五经”成为法定的经典。

——摘编自钱耕森《仲舒：儒学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

材料三   道德限制使宋代儒学家们的想象力和灵活性受到了限制，但通过他们直接和清晰的阐释，儒学还是回复到日常事物和私人生活中。它不仅是有教养的上层阶级的行为准则，也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成为国家正统的意识形态。儒家哲学建构了一个强大的伦理道德架构支撑着整个社会的成员，但它还是给宋代的转型留下了很大的发展空间。宋代的转型是它有别于中国其他朝代的一个重要特征。

——迪特·库恩《儒家统治的时代：宋的转型》

材料一   四川历史上人口大迁移（部分）

——摘编自《中国历史九次大移民影响深远》

材料二   美国独立后，先后颁布了《西北土地法令》《宅地法》《印第安人迁移法案》等法律，鼓励向西部移民。1825年伊利运河竣工，从马里兰州西部到伊利诺斯州的全长952公里的国家级公路建成。……这些北美的清教徒们，带着“天定命运”（即在没有清楚界定的地盘上扩展的使命感）来到太平洋岸边。自然环境的美丽、和谐、富饶，吸引着土地投机商、农民、东部小农场主和大量欧洲移民。大片荒地被开垦出来，一大批农场、种植园在西部得以建立，农业快速发展，粮食、原料产量激增，成为东部工业发展的重要支撑。在西进运动中，种族灭绝政策导致大批印第安人丧失家园，处于萌芽状态的美洲文明被消灭。

——摘编自《论美国西进运动的原动力》等

材料一   孟子的政治主张不是从历史上抄袭过来的，而是性善理论与现实相结合的产物。主要有下列各项：第一，给民以“恒产”；第二，赋税徭役有定制；第三，轻刑罚；第四，救济穷人；第五，保护工商。孟子的先王之道就其内容而论，与时代的要求相合拍，具有现实批判主义精神。

——摘编自刘泽华《中国政治思想史》

材料二   初，定令有租赋庸调法，自开元承平久，不为版籍，法度玩敝。至德后，科敛凡数百名，百姓竭膏血，鬻亲爱，旬输月送，无有休息。炎疾其敬，乃请为两税法以一其制……帝善之，使谕中外，议者沮诘，以为租庸令行数百年，不可轻改，帝不听，天下果利之。

——摘编自欧阳修《新唐书·杨炎传》

材料三   宋代商品经济的繁荣、较为宽松的社会环境和传统价值观念的转变促使以城市工商业者为主体的市民阶层日趋活跃。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市民意识开始觉醒，具体表现为市民享乐意识、自主意识与商业意识的觉醒。随着市民意识的觉醒，人们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给传统社会注入了新的活力。宋朝也是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高峰期，对中华文化的发展是一个明显推动。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等

材料一   议会制度最早起源于英国，是近代民主制度发展的标志之一。英国1215年颁布的《大宪章》，规定国王在重大经济、政治问题上要咨询议会的意见，这就在一定程度上确定了国王和贵族的共治。从“模范议会”召开到都铎王朝建立，190年间共召开了175届议会，大约每年一届，逐渐形成一套较为可行的议事立法程序。17世纪中期，随着新兴阶层的出现，他们极力要求参与国家政事，他们以议会为阵地，反对王权。经过1688年的“光荣革命”，英国政治制度从君主制过渡到君主立宪制，1689年的《权利法案》，逐渐树立君主立宪制和议会高于王权的政治原则。但是英国下议院自从1688年后再也没有新的市镇取得议会代表权，而随着一些新兴城市迅速崛起,他们为了获得议会的席位，极力要求改革议会，于是19世纪中后期英国进行了三次议会改革，为全面实现普选和以后的议会改革扫清了障碍。

——摘编自蒙夺黄月芬《英国议会制度的发展及其影响》

材料二   近代中国议会大事年表

——摘编自张海鹏主编《中国近代通史》

材料三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对代议制历史上出现的两种模式进行扬弃的产物。这种模式既借鉴了三权分立模式职权明晰、便于监督的优点，又克服了它会导致效率低下的弊端;既吸收了议行合一模式便捷高效的优点，又克服了它职责不清、不利监督的弊端。它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鲜明的特点，植根于人民群众，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意志和利益，把国家权力集中于人民代表大会,不与任何其他机构分享人民赋予的权力，同时，又把立法权、决定权、人事任免权和监督权留给了自己，也把行政权、审判权和检察权等经由法定程序分别授予了政府、法院和检察院。

——摘编自钟丽娟《从理论到实践，理解和感受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材料   伦敦于1499—1665年发生多次严重鼠疫疫情。随着王权的加强和民族国家的形成，都铎王朝摆脱了中世纪消极无为的宗教防疫观念束缚，而以积极的姿态来处理防疫事务。为防控疫情，1518年伦敦市政当局号召患病家庭主动进行隔离，后来隔离措施在全国逐渐合法化和制度化。政府严禁疫区人员流动，以防止疫情扩散。政府积极加强疫区公共卫生建设，以消除疫病滋生条件。为确保法令有效实施，市政当局还专门任命几个临时委员会具体负责。在这些法令基础上，英国政府初步构建了国家公共卫生防疫体系，为防疫工作奠定了制度基础。1572年伊丽莎白女王签署法案，决定向全国征收“普通税”以建立济贫基金，来救助那些因为瘟疫、灾荒等突发灾难四处流浪的乞丐和流民。由于有政府救济，许多家庭愿意接受隔离，这使得英国的防疫工作有了坚实的群众基础。17世纪末期鼠疫逐渐从英国消退。

——据陈凯鹏《近代早期鼠疫在英国消退原因探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