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先秦诸子，环绕着当时的社会制度及其所产生的各种社会问题，展开热烈的论战。对于尧舜的解说，是诸子争辩的中心论题之一，墨、孟两家，各用尧舜为自己的意识形态作辩护，而庄、荀及韩非诸子，则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批判。

材料二：孔子“信而好古”(《论语·述而》),祖述尧舜，造成了一股托古的狂风，儒生认为远古的时代才是黄金时代，影响所及，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保守与闭锁的心态 …韩非主张不遵行古法，不墨守成规，应该根据当时的情况来采取相应的措施 (“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

——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陈鼓应《尧舜禹在先秦诸子中的意义与问题》

材料一   汉代儒学经历了从“经书”到“经学”的发展历程，中国传统社会的“经学”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其属性正在于它的权威性、神圣性、非批判性。汉武帝即位开始，儒学之士所研习的传统典籍开始了一个日益被推崇的上升之路。汉武帝之后，在汉代儒学发展史上发生了两个异乎寻常的重大事件，即皇帝亲自出席、“称制临决”的石渠阁会议和白虎观会议。两次会议的目的完全一致，即评定《五经》异同，使关于《五经》的解释“整齐归于一是”，并“永为后世则”，以皇权认同的《五经》作为经国治民的根本大法。在汉宣帝立十二博士后，儒学出现了同一经而有数家博士并立的情况。于是，同经各家要相互区别，就有了对同一经的不同的解说、不同的章句；弟子们要记住自家老师的章句，就又演化出章句之学。严守自家师说，固守家师的章句，是师法的要害或本质。

——摘编自李振宏《汉代儒学的经学化进程》

材料二   经过汉代的发展，不但儒家本身凭借着经学的独特地位而成为知识体系中最主要的部分，而且儒家的价值观念也随着统治阶层的推行而成为一套规范人们行为的制度，也可以称之为“礼法”“名教”。但是，一种思想一旦占据独尊地位，就会出现许多负面的东西，比如有些人内心未必真正孝顺，但是他要通过一些表面上的仪式来获取“孝”的名声。因此，有一些人对这些礼法进行批判。东汉末年的政治动荡，使名士们对现实产生了强烈的不满。而汉代经学的不断烦琐化，使得儒家内部也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思想方式来超越经学的束缚。

——摘编自干春松《儒学小史》

材料一   隋唐时期，国家建立了以律、令、格、式为主体的成文法体系。唐朝的“律”基 本是刑法，“令”是有关国家各项制度的规定，“格”是将皇帝诏敕整理为具有永久法律效力的法规，“式”是政府机关的施政细则，四者分工协作、相辅相成。唐高宗永微四年还颁布了对律进行解释的《唐律疏议》,与律条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唐律维护等级制和家族制，将对官员及其亲属的优待公开清楚地写在法律上；同时，唐律也要求官吏依法行使职权、恪尽职守，违反者要处罚。唐玄宗以后，不再大规模修订律、令、格，式，而是采取颁行《格后敕》的简便 立法形式，来应付日益复杂且多变的社会问题。《格后敕》与律、令、格、式并行，地位逐渐重要，最终发展为五代及北宋的《编敕》。

—摘编自卜宪群《简明中国历史读本》

材料二   11世纪起，西欧的日耳受法和宗教法面对日益复杂的经济纠纷和众多的社会问题，已显得无能为力，罗马法体系便在这种情况下复兴起来，罗马法的复兴以注释法学派的形成为开端，该学派采用神学家们的“经院方法”来研究罗马法，对古代罗马法文献进行考证、注 释、解说、概括和阐述。13世纪后半叶起还产生了评论法学派，把罗马法的原则运用到现实 各种社会关系之中，转化为现实的法律。他们还把罗马法与教会法，日耳受习惯法、封建法和城市法等结合起来，形成了欧洲大陆通用的法律。来自欧洲各地的法律学子汇集于注释法学派 和评论法学派所在的波伦那大学，这些学生回国后从事罗马法的研究和传授，使罗马法复兴运 动扩展到整个西欧，逐渐形成了以罗马法为基础的民法法系。

——摘编自庄锡昌《西方文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