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世纪上半叶，英国中等教育主要被男子控制，女子教育被忽视。1848年，英国“家庭教师福利会”创办了培养家庭教师的“女王学院”，后来发展为师范学院。1869年，英国议会通过了《捐款学校法》，该法案规定女子学校和男子学校享有同等权利，女子享有与男子同等的受教育权利。1870年，英国的高等学校开始向妇女开放，并设置了妇女学院。到19世纪末，从小学到大学，英国女性和男性一样享有受教育的机会和权利。

——选编自张斌贤主编《外国教育史》

材料二   1901年以后，全国各地相继出现不同形式的女子学校。1903年，清政府颁布《癸卯学制》，规定“家庭教育包括女学”。1907年，清政府学部奏设女学，拟定《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女子师范学堂章程》，标志着中国女子教育在学制上取得了合法地住，但距离全面放开女子教育还有很大的距离。

——摘编自孙培青主编《中国教育史》

材料三   1949年《共同纲领》和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均明确规定：妇女在文化教育方面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不仅如此，国家全面推进女性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在1952年、1956年和1958年掀起三次扫盲风潮。使1600万妇女摘掉了文盲的帽子。一些地方通过半日制班、午班、夜班、女青少年班、巡回教学、允许带弟妹上学等多种形式为女童入学营造条件。各地教育部门和妇联通过座谈走访、挨门逐户宣传等方式帮助群众破除“女子读书无用”的旧观念，动员大批女童入学。

——摘编自林丹《新中国70年中国妇女教育的进步与成就》

材料一   晚清留俄教育兴起于19世纪末，在20世纪初期得到很大发展。1896年12月，总理衙门鉴于同文馆学生“临时传述，而洋人茫然不解者"提交了"奏派学生出洋片"一折，由同文馆向英、法、俄、德四国使馆各派学生四名，由政府承担学生学费与生活费，进行语言的进修。1902年，光绪发布上谕，号召“选择明通端正之学生筹给经费派往西洋各国考求专门学业，务期成就真才以备任使"。于是，总理衙门、学部、邮传部选派学员赴俄学习铁路、法政、矿务和商业等专门学科。湖北总督端方认为选派留学生对于地方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他首开地方派遣留俄学生之先河。1905年以后，留学成为知识分子入仕的一条捷径，自费留俄人员的比例大为增加。

——摘编自张泽宇《晚清留俄教育述论》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前夕，刘少奇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访问苏联期间，表述了希望派遣考察团或者留学生赴苏学习的愿望。1951年新中国开始大规模的向苏联东欧国家派遣留学生，当年实际派出留学生380名，其中留学苏联学生375名。第一批留苏学生专业主要集中于卫生、水利、轻重燃料工业、教育、交通运输等行业上，他们中的一些人日后在各自的工作岗位和研究领域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首次派遣留苏学生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侧重基础理论学习的大学生，第二类是侧重理论和实践的进一步钻研的研究生，随后增加了偏重于实际技术的掌握和使用的实习生和赴苏进修的高校教师。

——摘编自周尚文、李鹏《新中国首批派遣留苏学生的历史考察》

材料一   我国有源远流长的私人讲学传统，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私学就是一种重要的教育组织形式。宋朝建立后，统治者急功近利，只注重科举选拔人才，以满足立国之初对于大批治术人才的需要，而忽视设学培育人才，以致于立国后的80多年间，官学没有得到应有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书院便以新生事物所特有的强大生命力，得到较大程度的发展，并成为一种重要的教育组织。

     ——摘编自孙培青主编《中国教育史》

材料二   清末的教育改革是从改革科举、创办新学堂和鼓励出国留学开始的。政府于1904年制定了一套以日本为模式的学堂行政管理规章，学堂的正规教育分为初、中、高三级，高等学堂毕业后可进入分科大学学习，分科大学的毕业生被授予进士功名，高等学堂的学生被授予举人功名。除了学习政治学和法律外，学堂中每月的初一和十五都要举行祭孔仪式，儒家经典和雍正的《圣谕广训》仍是教育的主要内容。

     ——摘编自【美】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国晚清史》

材料三   人民政府接管了国民党统治下的各级学校，还对这些学校进行了初步改革，废除了国民党“党义”、“公民”等及反动教材，开设了对学生进行人生观教育为主的政治课。全国接受外国津贴的20所高等学校，改为公立或中国人自办的私立学校，政府予以补助，外籍董事一律解职。人民政府还进行了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工作，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习和专科学校，逐步创办函授学校和夜大学，并在机构上为大量吸收工农成分学生入高等学校准备条件。

——摘编自何沁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材料一 春秋战国——秦汉时期农业发展情况

——摘编自吴宾《中国古代粮食安全问题研究》

材料二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科技支撑。解决吃饭问题，根本出路在科技。种源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要发挥我国制度优势，让农民能获利、多得利，保护和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多措并举、凝聚合力、久久为功，才能牢牢掌握粮食安全主动权。

——改编自李浩燃《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

材料   1952年，新中国第一次制定了全国统一的教育政策，开启了以“新”换“旧”的课程改革之旅。1953年至1957年以“师法”苏联服务课程体系建设为主题的第二次课改顺势而来。……1977年，全国科学教育工作会议的召开，破除了前一时期课改存在的诸多困境。随后，教育部通过成立“教材编审领导小组”，确定中小学基本学制（十年制），使用第五套全国通用中小学教材等举措。1981年至1984年，我国拉开了第六次课改的大幕，教育部先后颁发六年制和五年制中学教学计划试行草案和修订草案。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和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的颁布，为教育事业发展提供了体制创新和法律保障。为在全国有计划有步骤地普及义务教育，当时的国家教委制定了课程教材发展规划课程教材多样化和三级管理政策，确定了教材审定制，而所有行动举措也推动了第七次课改的登场。2001年6月，教育部颁布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掀起了以“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为了每个学生的发展”为目标的第八次课改的浪潮。党的十九大召开以来，课改事业依旧坚持以人为本的素质教育发展理念，不断变革和探索新的育人模式，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摘编自罗生全《70年课改的变迁、收获与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