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 B.着眼于规范社会关系 |
C.蕴含了朴素的唯物思想 | D.致力于协调民众利益 |
A.儒家思想难以适应时代需要 | B.说明墨家学说重直觉轻思辨 |
C.主要是因为两者的立场不同 | D.反映了诸侯国间的尖锐对立 |
时期 | 阶段 | 表现 |
春秋战国 | 创立与发展 | 孔子提出“仁”和“ |
西汉 | 完善与独尊 | 董仲舒建立新儒学体系,汉武帝尊崇儒术,兴办 |
魏晋至隋唐 | 吸收与改造 | 儒、佛、 |
宋明 | 转型与成熟 | 儒、佛、道学说相互渗透,吸收 |
明清 | 批判与继承 | 进步思想家在继承传统儒学的基础上,着重对其弊病进行批判,批判君主专制,提倡“ |
A.主张君主提升修养 | B.认识到农业重要性 |
C.代表小农阶层利益 | D.强调发展小农经济 |
5 . 《礼记·缁衣》中记载:“长民者,衣服不贰,从容有常,以齐其民,则民德壹。”这反映出( )
A.礼制维系政治生活 | B.民众应加强道德修养 |
C.礼乐制度走向崩溃 | D.统一是历史发展趋势 |
A.倾向于重构社会秩序 | B.维护了地主阶级利益 |
C.推动中央集权的建立 | D.完善了人才选拔机制 |
材料一 孟子的“仁政”思想,对保障人权、发展生产具有促进作用,同时也有利于民主制度的建设,这是值得肯定的。但同时,它过分强调“仁”而缺少“法”,具有一定的软弱性,很有可能造威社会秩序的紊乱与国家的动荡。反观法家。虽然过于迷信权术与酷刑,但不得不承认这也是维护社会稳定的“猛药”。另一方面,法家认为“治民无常”,主张变法,这也有利于执政者的施政能够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
——摘编自李锦鸿《从<孟子>和<韩非子>看儒家与法家的价值观》
材料二 仁义、礼制是治国之本,法令、刑罚是治国之末。刑罚的作用在于惩戒犯罪,使人民不敢肆意作恶而犯法。礼义的作用在于教化人民遵守道德规范不作恶不犯法,在细微的小事上也符合人伦道德。“是故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则民有耻。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则民苟免。是治之贵贱者也。先仁而后法,先教而后刑,是治之先后者也。”治国要注重以道德和礼义教育人民,使人民有羞耻心,自觉向善。
——摘编自韩丽华《中国古代礼义思想的教化意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儒家与法家思想在治国理念上的异同。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礼义的教化作用。
A.迎合了地主阶级的诉求 | B.为国君治理国家提供了借鉴 |
C.适应了君主集权的需要 | D.反映了诸子思想融合的趋势 |
材料一在中国古代的封建贵族领主政治瓦解之后,封建贵族士大夫所承担的以“君子”治国的“礼治”传统,在帝国时代依然是影响政治的要素之一。士大夫不是那种作为君主之权力工具的单纯的官僚,他们横亘于君主与庶民之间,维系着相对独立的“道统”,并构成了以独特机制约束政统的分力。“礼治”不仅仅是一种政治模式,也是一种文化和文明的模式,在其中贯注了中国古代哲人的整体社会理想,贯注了先民对人类生活状态的独特理解与追求。
——摘编自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
材料二中国古代士大夫的价值支点是对于政治权力和政治责任的认同,“政治性”和政治利益成为他们的首选。于是,入仕为臣、光宗耀祖和青史留名被他们视为最精彩的人生设计,介入体制并得到体制的肯认和评价,是其自身存在价值的最具权威性的认定。因此,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士大夫站到了政治的中心地带,他们的思维再也离不开对于君主政治体制的认同,“三月无君,惶惶如也”,离开政治他们将“无所措手足矣”。
——摘编自葛荃《论中国传统“士人精神”的现代转换》
材料三在鸦片战争后的中西冲突中,最早提出通过变革以求生存、求自强的,是士大夫阶层。他们虽从传统社会母体中诞生、成长,但并非完全墨守成规,大多数能知耻后勇、自我革新。他们主张在儒学本位的基础上参酌西方文明的优长,形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格局,最终构建中西共存共融的文明系统。
——摘编自任聪颖《试论士大夫精神的发展及其特质》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古代中国士大夫与“礼治”的关系。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士大夫“站到了政治的中心地带”的主要途径。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评述士大夫阶层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
材料一:哲学家们在晚周(注:春秋战国)时期大动乱的形势下,力图提出稳定社会和安抚人心的原则。
——[美]伯恩斯等《世界文明史》
材料二:到了宋代,由于知识传播的成本大幅下降,士绅的规模日渐扩大……士绅阶层是平民社会当中连接国家与个人的中介,将一君万民的社会结构联系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三纲八条目则进一步内化于一般士绅的心性当中,日常的洒扫应对亦可体会天地之理,修身齐家亦有治国平天下之功,理学的精神也因此自觉深入到民间基层。
——摘编自百度百科
材料三:言及中国近代融合中西文化思想的形成,郑观应在19世纪90年代前后著成的《盛世危言》中最早提出中国人要救亡图存而必须完成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融会中西之学,贯通中西之理”。这一主张将中学和西学放到了同等的地位,而且还要使两者“融会”、“贯通”,这在相当程度上不同于那时占主导地位的中本西末、中体西用的观念。随之而起的康、梁维新派在治国思想方面要求融合中西的主张较之郑观应更为明确而具体,对融合中西更加重视。他们主张“采西人之意,行中国之法;采西人之法,行中国之意”,批判当时的中国”治中学者绝口不言西学,治西学者亦绝口不言中学”,认为“此两学……相互诟病,或水火不相入”,如此,不能养成改革所需的人才,“上师尧舜禹三代,外采东西强国,立行宪法”的最终目标也难达成。毋庸讳言,以上19世纪90年代前后的融合中西文化的主张虽然极具生命并不断壮大,也因之带上了新的特色,但总体上看,其文化变革模式仍然是中体西用。
——摘编自崔运武《论中国近代的融合中西文化思想》
请回答:
(1)根据材料一和所学知识,晚周时期儒家学者提出了哪些“稳定社会和安抚人心的原则”?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在宋代“理学的精神自觉也因此深入到民间基层”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评价19世纪90年代前后出现中西文化融合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