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战国时，任何思想家都不抱狭义的国家观念。诸子理论，虽各家各派立论不同，然其都以天下为对象。所以共同要求者，乃是天下之治平，非各自国家之富强。秦人能统一天下，实已是当时社会一共同要求。
——摘编自钱穆《中国学术忍想十八讲》
材料二 董仲舒主张“王”的地位因天命而被确立起来，“王”通过正己而正人，并借此实现王道大统；君权源于天命，君主之治就必须是天道在人间的再现；天道尚阴阳，阳为主、为德，阴为辅、为刑，因此“德主刑辅”就是君主应当坚持的政治格言；国家主导型统治思想必须向儒家理论倾斜，并主张“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皇帝应改变官僚体制的结构以便在全国范固内推行德礼之治，通过官吏之举动的“上行下效”来完成。董仲舒之学完全可以被视为汉代皇权理论与儒学相连的关键一环，也为“天人三策”之后汉代君臣有关皇权性质的言说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
——摘编自朱《略论汉代皇权观的儒学化以汉代德主刑辅思想演进的政治背景为切入点》
（1）根据材料一，概括战国诸子理论的共同要求，并分析其对中国历史发展所产生的积极意义。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董仲舒皇权理论提出的原因并评析其影响。
材料一 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传统文化统一性与多样性是对立统一的。汉代董仲舒“独尊儒术”的主张把传统文化的统一性推向了极致。但事实上，统治者宣扬的“吾家治国之道，霸王道杂之”，又使它具有多样性的特点。就先秦而论，从周人对前代的维新，到孔子对周礼的重新解释；从孟子对孔子思想的发展，到荀子对先秦百家争鸣的总结与融合，传统文化又经历了继承性与变革性的过程。古代中国虽历经战乱、分裂和王朝更替，但传统文化从未中断，总是在继承已有成果的基础上不断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的连续性和包容性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这种包容性又利于中华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
——摘编自张岱年《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材料二 近代，中国人接纳西方文化的过程是认识世界和反思自身的过程。它冲破了中国传统的民族封闭意识和自大心理，强化了民族忧患意识和民族复兴的内在驱动力，对中国的近代化具有积极意义。这一过程中，全盘否定民族文化、对西方文化认识过于肤浅、仅限于上层人士和社会精英参与等弊端也比较明显。因此，近代中国接纳西方文化的过程也是一个包容得失的历史过程，遵循着其内在发展逻辑。实践证明，近代中国文化的最终出路－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与中国固有文化体系相结合，并不断吸纳全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和文化精华，以使中华文化体系能与时俱进，永存活力。
——摘编自孙守敏《近代中国对西方文化的接纳及得失》
材料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中华民族有着深厚文化传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体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我们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吸收借鉴外来文化，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有鉴别地对待、有扬弃地继承。
——刘家义《坚定文化自信担当文化使命》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性并分析其形成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对近代中国接纳西方文化的进程加以简要评析。
（3）根据上述材料结合所学知识，谈一谈当代如何坚定文化自信。
材料一 与春秋战国相较，汉代提供了比先秦更有保障的求职途径和谋取利禄的机会，使各阶层社会流动的实现途径日益规范和制度化。汉代，不论学子出身如何，只要学业优秀并为统治者所用，便可上升到令世人仰慕的社会阶层，由学术精英和知识精英成为政治精英，担负治理国家的重任，占据较高社会地位。
——摘编自薛志清等《功利观与精神的培养——对汉代士人社会流动途径的考察》
材料二 明代中期由于展开捐纳，导致官僚预备集团愈发膨胀，加之科举的额数相对稳定而不能适应人口数的增长，大批士人上进无门。时人指出：“古者四民异业，至于后世，而士与农、商常相混。今新安多大族，其地在山谷之间，无平原旷野可为耕田”，“缙绅士大夫多以货殖为急。”当时的士人杨爵“下诏狱，杖之。居数日，视无恙，复杖之”；王夫之在书中也多次谈到廷杖等酷刑对士人心态的摧残，为人君者毁裂纲常之大恶”。明末士大夫“躁竟”“激戾”“放织”等表现变成了士人群体的特有性格。
——摘编自王新博《浅议明末士人生存与心理动态》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促使汉代士人向上流动的主要因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汉代相比明末士人的变化并进行评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