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教化”一词在董仲舒著作中出现频率很高。他指出：“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并反复强调：“今万民之性，待外教然后能善。”“天下所未和平者，天子之教化不政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春秋之所治，人与我也。所以治人与我者，仁与义也。以仁安人，以义正我。”“不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而“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
——摘编自朱人求《董仲舒教化哲学研究》
材料二 “二程”关注国家前途，强调“帝王之道，教化为本”，多次直言上疏，用自己的思想学说影响皇帝，提出“格君心之非”“王道治国”等一系列政治举措和治理模式。程颢认为“得贤才为本”，请求皇帝兴办学校。在官吏的德才关系问题上，“二程”强调修己之道，以德为先。程颐呼吁要将“宽赋役”“劝农桑”等措施作为重民保民、治理天下的要务，实现富裕的同时才能进行道德教化。还提出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婚姻妇女观。程颐指出，圣人虽然崇尚道德教化，但是也不能轻视刑罚的作用，应该在先有刑罚的基础上进行德化。
——摘编自丁静《二程教化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董仲舒教化思想提出的背景。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董仲舒与“二程”教化思想的相同之处，并简评“二程”教化思想。
材料一 孔子招收的学生大多数都出身贫寒，例如颜回，《论语·雍也》记载说颜回居住在“陋巷”，只靠一碗饭、一瓢水维持生活；又比如仲弓，他的父亲很贫困，家里连一小块地也没有；另外还有子路等人也都出身微贱，家境贫寒，但孔子并没有因此而拒绝收他们为弟子。
——摘编自陈顺珍《浅谈孔子的教育思想》
材料二 汉武帝兴办官学，但并未使私学停止，相反，私学在官学的影响下得到发展。许多硕学名儒，在未从政或任博士之前，一直从事私人教学，还有一些已经为官者仍然从事收徒教学之事。汉代私人教学从形式上分为“蒙学”或“精舍”（或称精庐）两种。蒙学即童蒙的地方，也就是启蒙教育。精舍是私人专门建立的教学基地，由当时的经师大儒创办，这种私学兴起于西汉，到东汉时特别兴盛，其普及程度在古代史上空前。精舍的学生都比较多，少则百十人，多则千人以上。
——摘编自曹新洲《汉代社会教育》
材料三 书院教育与理学传播的结合，是在北宋中期儒学复兴运动中实现的，为了“能使学者视效而信从”，成为儒学发展的关键，因而理学自创立之初就十分重视师道，重视通过教育讲学在民间传道。而书院开放式的教学模式和倡导的自由讲学，为朱熹、吕祖谦等人的学术辩难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南宋时期书院重视道德完善与人格教育，理学家制定了书院学规，如朱熹《白鹿洞书院揭示》，强调求学的目的在于正已、修身，而非追求功名利禄。理学家的“弘教化”和“广设庠序之教”，使人才“继踵而出”，更重要的是可以“正以民心”，以达太平盛世之目的，于是官府大力支持书院建设，并逐渐将其纳入官办学校系统。
——摘编自王晓龙《宋代书院教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孔子的教育思想并进行简要评价。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汉代私学教育兴盛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理学与书院教育的关系。
材料一 董仲舒不但首倡儒学独尊，而且把孔子的学说宗教化，把封建专制制度的理论系统化，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他给汉武帝上《天人三策》就是这一思想体系的具体说明，《春秋繁露》是其代表作。董仲舒把自然界的“天”塑造成有意志的人格神，把人间的一切说成是上天有目的的安排，他认为天给人类社会设立了一个最高权力的“君主”，人间的皇帝就是代天意进行赏罚的权威，“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与此同时，他也企图假天之威，对皇帝的过分残暴加以限制。董仲舒还大力宣扬孔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观念，他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三纲、五常是天的安排，是天的意志。董仲舒还提出了“性三品”说，他认为人性是有等级的，圣人生来性善，小人生来性恶，中人之性，可善可恶，上等的圣人是天生的统治者，中人经过“教化”可以变善，惟有下等的小人是命中注定低微卑贱，只能永远当牛做马和奴隶。
——摘编自朱绍侯等主编《中国古代史》（上）
材料二 在宋明理学思潮中，理学家在儒学理论创新方面，也十分典型。“理学”，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居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它的创立，既符合社会政治方面的需要，又有其理论思维内在逻辑的必然。
——摘自黄钊《应当高度重视儒学的创新与发展》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董仲舒的思想内涵。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汉与宋儒学更新的历史背景之异同。
材料一 西汉初年，“大侯不过万家，上者五六百户”，到文景之时，“流民既归，户口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万户，小国自倍，富厚如之”；汉初思想文化的混乱，黄老思想以“无为”为基调，导致政府处理问题时，不得不依靠法术。同时大量食客游走于诸王之间，思想得不到统一；地主豪强“众其奴婢，多其牛半，广其田宅，博其产业，蓄其积委”致使“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汉初匈奴越来越猖獗，“汉文帝十四年，单于十四万入萧关、杀北地都尉，虏人民畜产甚多”，“军臣单于立四岁，匈奴复绝和亲，大入上郡、云中各三万骑，所杀掠甚众而去”。对于这些问题，汉初诸帝也先后采取了一些措施，但由于没有一种全新的政治思想做指导，因此缺乏有效的对策。日趋严重的内忧外患急需变无为而治为有为政治。
材料二 此时的儒学是经过董仲舒改造的，具有适应当时社会需要的合理部分，因此，受到汉武帝的高度重视。汉武帝在思想文化界首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政策，确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统与主导地位，使得专制“大一统”的思想作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成为定型，所谓“内圣外王”，刚柔相济，人治社会的政治理想第一次因为有了一套完备的仕进制度而得以确立；使得大家族的生活方式成为一个社会牢固、安定的势力，并进一步推而广之，最终使之成为整个法制国家的基础。
——上述材料均摘编自司马迁《史记》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武帝首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策的背景。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实施的影响。
材料一 孟子的出生距孔子之死(前479年)大约百年,和孔子一样,孟子也曾带领学生游历魏、齐、宋、鲁、滕、薛等国,并一度担任齐宣王的客卿。由于他的政治主张也与孔子的一样不被重视,所以他便回到家乡聚徒讲学,与学生万章等人著书立说,“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见的《孟子》七篇,它每篇分上、下,约35000字,一共260章。
材料二 实际上汉代人在心目中已经把《孟子》看作辅助“经书”的“传”书了。汉文帝把《论语》《孝经》孟子K尔雅》各置博士,其叫“传记博士”。到五代后蜀时,后蜀主盂昶令人楷书十ー经并刻石,其中包括了《孟子》,这可能是《孟子》列入“经书”的开始。后来宋太宗又翻刻了这十ー经。到南宋孝宗时,朱熹编《四书》时列入了《孟子》,正式把《孟子》提到了非常高的地位。元、明以后《孟子》又成为科举考试的内容,从此更是读书人的必读书了。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孟子》简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孔子与孟子的政治主张在春秋战国时期不被重视的原因,并指出孟子传播儒学的方式。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孟子》在中国古代地位的变化及主要影响因素。
材料一 我国的传统价值观形成于春秋时代，当时在整个中原文化里，比较多的是忠、信、智、仁、勇。到春秋末期，在孔子思想中，“仁”成为最重要的价值观，到墨子那里又突出了“义”，孟子发展了“义”和“仁”，形成仁义。孟子还把仁、义、礼、智四者发展成为“四德”。经过汉代统治者推崇，传统价值观里又加了“信”，于是仁、义、礼、智、信等被称为“五常”，成为两千年来影响中国社会至深的基本价值观。在儒家推崇的“四书五经”里还有一些道德篇目，比如说孝悌、中和、诚敬，他们跟“五常”一起构成了儒家完整的价值体系，共同支配着中国人的思想、生活。随着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扩展和少数民族的封建化，边疆民族地区也逐渐奉行不悖。
材料二 近代梁启超曾著《新民说》，强调提倡公德，说我们中国人以前讲的都是私德，所以近代人要特别提倡公德。梁启超讲的公德的核心就是爱国、利民。1912年，民国政府提出“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德为立国之本，前四字见于孟子，后四字见于管子。如忠孝，孙中山讲究忠孝，他认为这个时代不能忠君，但可以忠于民、忠于事，为了事业的成功，就算牺牲也在所不惜，这便是忠。后来孙中山提出八德，就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
——编自陈来《中华传统文化与核心价值观》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传统价值观的演进趋势，并说明传统价值观的积极作用。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近代中国价值观所呈现的新特点及其历史背景。
材料一 孔子教学的主要对象是“士”，就是要培养士成为他理想的人才……从而改善春秋以来“天下无道”的局面，以实现他的理想社会。
——摘编自陈景磐《孔子的教育思想》
材料二 故圣人为法必使之明白易知……为置法官，置主法之吏，以为天下师，令万民无陷于险危。
——摘编自《商君书·定分》
材料三 董仲舒的“性三品说”，……从人性的角度看，圣人之性、斗筲之性、中民之性是不同的，人性的特征主要指中民之性的特征，即“有贪有仁”“有善质而未能善”“性待教而为善”，如果没有后天的教育就不能达到善的境界，能否达到善全靠教育决定。
——摘编自唐国军《董仲舒与儒家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实践化》
(1)根据材料一概括孔子教育的目的。
(2)指出材料二中商鞅所倡导的教育方法，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其实际效果。
(3)根据材料三指出董仲舒认为教育的主要功能是什么？综合以上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古代中国教育的特点。
材料一 故厚德音以先之，明礼义以道之....政令以定,风俗以一,有离俗不顺其上则百姓莫不敦恶,莫不毒孽,若祓不祥,然后刑于是起矣。
——摘编自荀子《荀子·议兵》
材料二 董仲舒认为:秦统一后,“师申(不害)商(鞅)之法,行韩非之说,憎帝王之道，以贪狼为俗，非有文德以教训于天下也。...又好用酷之吏, 赋敛亡度,竭民财力,百姓散亡,不得从耕织之业,群盗并起。是以刑者甚众,死者相望,而奸不息”。其最终结果则是二世而亡,身死国灭,为天下笑。因此董仲舒总结说“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也就是说，“圣王之继乱世也,扫除其迹而悉去之，复修教化而崇起之”。
——摘编自李俊芝等《董仲舒的德本法助思想》
材料三 黄宗羲的“治法”论所依托所维护的“天下为主君为客”及“天下之法”的制度,与法家为维系君主独断独裁、绝对专制而施行的“以法治国”正相反。他抨击“非法之法”,而且把秦政秦法列为“非法之法”之首,就是抨击法家政治和法家的“以法治国”之术。
——摘编自俞荣根《黄宗羲的“治法”思想再研究》
(1)根据材料-并结 合所学知识,比较荀子与孔孟治国思想的不同。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董仲舒“善治”主张的内容。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黄宗羲“法治”思想的本质,并说明黄宗羲这--思想产生的社会背景。
材料一 按九品之制，初因后汉建安中天下兴兵，衣冠士族，多离本土，欲征源流，遽难委悉。魏氏革命，州郡县俱置大小中正，各以本处人任诸府公卿及台省郎吏有德充才盛者为之，区别所管人物，定为九等。
——摘选自杜佑《通典》卷14《选举二》
材料二 （魏初）爵而无禄，故吏多贪墨……魏无乡党之法，唯立宗主督护；民多隐冒，三五十家始为一户……给事中李安世上言：“岁饥民流，田业多为豪右所占夺，虽桑井难复，宜更均量，使力业相称。”
——摘编自《魏书·序纪》《资治通鉴》卷136
材料三 所谓“准五服以制罪”就是按照儒家所规定的五等丧服制度来确定犯罪的大小和刑罚的轻重。西晋《泰始律》首次将这种丧服制度法律化，明确指出：“竣礼教防，准五服以制罪”，使之成为封建法律中一项基本的刑法原则。
——摘选自《论魏晋南北朝刑法原则儒家化特征》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指出“魏氏革命”的具体含义，并分析这一制度变革发生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概括北魏初年存在的严重社会问题，结合所学概述当时统治者在政治和经济制度上的应对举措。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律令的重要特点，并概括形成此特点的原因。
材料一 董仲舒根据时代需求，以先秦孔、孟、荀儒家的思想为主导，吸纳了道家、法家、阴阳家、名家、墨家诸家的思想，以性善情恶的人性论为基础，大力推行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价值观教化，形成了适应当时国情民性的新型价值系统。汉宣帝自称的“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既是刘汉王朝的内心直白，也是对董仲舒构建礼法合用治国模式的肯定。
——摘编自李宗桂《董仲舒思想历史作用之我见》
材料二 佛道理论的精细化充分暴露了儒学的内在弱点。如何完善自身以及重回学术的至高地位，这成为儒学必须要完成的重要使命。朱熹认为“释、老之书极有高妙者，句句与自家个同”，而现存的礼书对古礼删削颇为有限，难以通行至民间。有感于此，朱熹便以司马光的《书仪》为底本，复加删削，成《朱子家礼》一书。
——摘编自楼含松《中国历代家训集成》
材料三 顾炎武作为先锋性的代表人物反对“空谈之学”，力倡以“修已治人之实学”取代“明心见性之空言”，主张“文须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顾炎武主张人的内在本质即为“人道”，“人各有私”，“有私常情”。在顾炎武看来，“公而无私，此后代之美言，非先王之至训”。
——摘编自许苏明《顾炎武评传》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董仲舒思想的历史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董仲舒儒学相比，朱熹理学的特点。
(3)根据材料三，概括顾炎武的思想，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顾炎武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