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孔子带领自己的弟子在列国游说，诸侯都不接受，最后，孔子回到家乡，经过整理和创新，形成了以“仁义”“周礼”为核心的思想体系。“首先仁义，非礼不成。”战国孟子首次将儒学思想带入到政治当中，主张“仁政”，强调“民贵君轻”，而荀子则主张用儒家的礼和法来规范和约束人的思想和行为。
——摘编自涂少华《简帛文献与早期儒家学说探论》《礼记尚书》等
材料二 西汉初年，黄老思想盛极一时。汉朝统治者逐渐认识到，一味地追求强权法制，是不利于国家统治的。在唐代，儒学一直保持主导地位，但不时受到冲击。宋代的一些学者，他们将佛、道两家的思辨带入儒家思想当中，对其进行改造，使得儒家思想提升到新的境界。
——摘编自黄钊《儒家德育学说论纲》《礼记正义》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孔子的儒家学说核心观点。分析孔子学说不被诸侯接受的主要社会原因。
(2)根据材料一、二，概括儒学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吸收的思想，简述唐代儒学受到的政治冲击和宋代“儒家思想提升到新的境界”的表现。
材料一 先秦儒学是在特定的时代气候之下，植根于前代文化的丰厚土壤而成长起来的。它既承担着前代文化传统传承接续的历史使命，也必须回答当时社会所面临的实际问题。春秋时代剧烈变化着的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军事、伦理、文化等方面都向当时的思想家们提出了许多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这些问题大多是由于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之上以后，人群之间的社会关系、社会交往、社会组织日趋复杂化而引发出来的，而其核心问题是社会政治与伦理道德问题。这也是先秦儒学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
——摘编自徐克谦《先奏儒学及其现代阐释》
材料二 韩非子曾说：“世之显学，儒、墨也。”然而，实际情况却复杂得很。孔子为了宣传自己的学术理想，寄希望于周游列国，却以失败告终；孟子时代，则是“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秦始皇更是实行了“焚书坑儒”的决策。虽然，汉初儒学偶有机会露面，但很快就被道、法强势逼退，至汉武帝时，这一局面才逐渐被打破。公元前134年，董仲舒在武帝举贤良对策中崭露头角，并提出“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的主张，获得汉武帝的采纳，“五经”成为法定的经典。
——摘编自钱耕森《董仲舒：儒学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先秦儒学产生的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先秦至汉代儒学地位的变化，并分析这一变化产生的原因。
材料一 汉代儒学经历了从“经书”到“经学”的发展历程，中国传统社会的“经学”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其属性正在于它的权威性、神圣性、非批判性。汉武帝即位开始，儒学之士所研习的传统典籍开始了一个日益被推崇的上升之路。汉武帝之后，在汉代儒学发展史上发生了两个异乎寻常的重大事件，即皇帝亲自出席、“称制临决”的石渠阁会议和白虎观会议。两次会议的目的完全一致，即评定《五经》异同，使关于《五经》的解释“整齐归于一是”，并“永为后世则”，以皇权认同的《五经》作为经国治民的根本大法。在汉宣帝立十二博士后，儒学出现了同一经而有数家博士并立的情况。于是，同经各家要相互区别，就有了对同一经的不同的解说、不同的章句；弟子们要记住自家老师的章句，就又演化出章句之学。严守自家师说，固守家师的章句，是师法的要害或本质。
——摘编自李振宏《汉代儒学的经学化进程》
材料二 经过汉代的发展，不但儒家本身凭借着经学的独特地位而成为知识体系中最主要的部分，而且儒家的价值观念也随着统治阶层的推行而成为一套规范人们行为的制度，也可以称之为“礼法”“名教”。但是，一种思想一旦占据独尊地位，就会出现许多负面的东西，比如有些人内心未必真正孝顺，但是他要通过一些表面上的仪式来获取“孝”的名声。因此，有一些人对这些礼法进行批判。东汉末年的政治动荡，使名士们对现实产生了强烈的不满。而汉代经学的不断烦琐化，使得儒家内部也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思想方式来超越经学的束缚。
——摘编自干春松《儒学小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代儒学经学化进程的特征，并分析汉代儒学经学化的历史背景。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汉代儒学的影响。
材料一 孔子招收的学生大多数都出身贫寒，例如颜回，《论语·雍也》记载说颜回居住在“陋巷”，只靠一碗饭、一瓢水维持生活；又比如仲弓，他的父亲很贫困，家里连一小块地也没有；另外还有子路等人也都出身微贱，家境贫寒，但孔子并没有因此而拒绝收他们为弟子。
——摘编自陈顺珍《浅谈孔子的教育思想》
材料二 汉武帝兴办官学，但并未使私学停止，相反，私学在官学的影响下得到发展。许多硕学名儒，在未从政或任博士之前，一直从事私人教学，还有一些已经为官者仍然从事收徒教学之事。汉代私人教学从形式上分为“蒙学”或“精舍”（或称精庐）两种。蒙学即童蒙的地方，也就是启蒙教育。精舍是私人专门建立的教学基地，由当时的经师大儒创办，这种私学兴起于西汉，到东汉时特别兴盛，其普及程度在古代史上空前。精舍的学生都比较多，少则百十人，多则千人以上。
——摘编自曹新洲《汉代社会教育》
材料三 书院教育与理学传播的结合，是在北宋中期儒学复兴运动中实现的，为了“能使学者视效而信从”，成为儒学发展的关键，因而理学自创立之初就十分重视师道，重视通过教育讲学在民间传道。而书院开放式的教学模式和倡导的自由讲学，为朱熹、吕祖谦等人的学术辩难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南宋时期书院重视道德完善与人格教育，理学家制定了书院学规，如朱熹《白鹿洞书院揭示》，强调求学的目的在于正已、修身，而非追求功名利禄。理学家的“弘教化”和“广设庠序之教”，使人才“继踵而出”，更重要的是可以“正以民心”，以达太平盛世之目的，于是官府大力支持书院建设，并逐渐将其纳入官办学校系统。
——摘编自王晓龙《宋代书院教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孔子的教育思想并进行简要评价。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汉代私学教育兴盛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理学与书院教育的关系。
材料一：汉代董仲舒以先秦儒家思想为基础，融合了法家、阴阳家、黄老等各家思想，发展了适应封建中央集权的新儒学思想体系。其提出：“表章六经，罢黜百家”的建议城汉武帝采纳，当汉武帝意识到儒学经典及其核心价值观的政治意义之后，儒学成为统治思想，更强化了两汉历任皇帝“好儒尊经”的政学之风，并开始了儒学核心价值观构建的制度化之路。汉代博士制度、官学制度、选官及考核制度便奠定了儒学核心价值树观的主导地位。“独尊儒术”之后，汉代统治者修订了侧重道德的官吏考核和奖励制度，维护了君主专制的封建中央集权。
———摘编自杨汉民《汉代官制与儒学核心价值观的构建》
材料二：从18世纪后期起，伏尔泰开始接触中国文化，他特别推崇中国的儒家思想，对孔子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房间里常年挂着一幅孔子画像。他反对君主专制，希望有一位开明君主，因此，儒家的“民为贵，君为轻”被他当作武器来攻击封建君主专制。伏尔泰推崇孔子的另一方面，是他认为孔子是用道德的说服力而不是用宗教的狂热和个人崇拜求影响别人。……伏尔泰是从中国古老文化中为法国启蒙精神汲取营养。
——《儒家思想与法国大革命》
材料三：新文化运动期间，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的李大钊，主张“打倒孔家店”，但他并不是全盘否定孔子，他反对的是被历代封建帝王塑造成“专制政治之灵魂”。李大钊认为东方文明是“静”的文明，西方文明是“动”的文明，——在他看来，博大精深的东方文明能够融会注重物质的西方文明，“以创造新生命而演进于无疆”，对中华文化发展前途表现出极大的自信。
——摘自《李大钊全集》第1、2卷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汉武帝时期儒学核心价值观的主要内容，并分析这一时期儒学成为正统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伏尔泰推崇儒家思想的原因。
(3)依据材料三，分析新文化运动时期李大钊对东西方文化的态度。
材料一 东周前半期称为春秋，公元前475年以后即战国时期。东迁后的周王室仅能控制洛邑周围几百里的土地，诸侯定期纳贡的制度也已无法保证。春秋时期的社会状况较西周发生了很大变化。战国时期的社会变动，同样也表现在学术文化领域。各国君主出于政治需要，对各家学派基本上能采取较为公允的态度，由此形成了“百家争鸣”局面。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材料二 陆玉林曾探讨“先秦学术的主题”，其结论是“诸子学术实有共同之主题，即重建现实政治、社会、道德与思想的秩序”。陆玉林还分析其原因有二：一是外在客观原因，礼乐崩坏之际，秩序重建是当务之急；二是内在主观原因，知识阶层自觉承担历史使命。笔者认为，“儒道墨法”社会思想具有共同的出发点和价值目标，也可以说终极关怀，那就是重建有序社会，救民于乱世，不同的仅仅是实现目标的途径和手段。
——摘编自王兴周《重建社会秩序的先秦思想》
(1)据材料一，概括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局面形成的背景。
(2)据材料二，指出春秋战国时期诸子学术的共同主题，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指出儒家、法家“实现目标的途径和手段”及对后世的影响。
材料 “仁学”是儒家学说的核心。仁学简言之就是“人学”，有“天人关系”的内涵，而主要的还是“如何做人”－人与人关系的思想和学问。儒家认为，从统治者到庶民，全社会各色人各有自己的责分，谨守自己的责分做好“人”，社会便可以和谐，便可以实现“仁”。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是把个人如何正心修身以做人推之于家族伦理、国家社会，构成了一个封建时世的合理的蓝图。
——摘编自尚斌任鹏李明珠《中国儒学发展史》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拟定一个论题并进行简要阐述。（要求：立论正确，史论结合；表述成文，阐述完整；逻辑严密，条理清晰。）
材料一 孔子认为，人人都应该接受教育，而不应该加以分类区别。《论语》开篇就提出君子“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的教育准则，这对于今天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是有重要启示的。
孔子在教授学生时，从来不知劳苦，不厌其烦，一丝不苟，想方设法使学生弄清楚他所讲的内容。孔子认为对待不同智力的学生应该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因为不同学生的性格、志趣和能力也有很大的不同。
——摘编自陈顺珍《浅谈孔子的教育思想》
材料二 汉代在郡国设“学”，县道邑设“校”，乡设“庠”，聚设“序”。蜀郡太守文翁选派小吏到长安学习儒家经典和汉朝律令，学成归蜀在成都创设的官立学府传播中原文化，并免除学生的徭役，蜀郡的文化面貌因此大变。汉武帝通令嘉奖，并下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地方官学因此逐步推广开来。汉平帝元始三年，由王莽倡导主持，朝廷颁布了地方官学制度，规定“学”与“校”设经师一人，“庠”与“序”设考经师一人。至此，地方官学得以全面普及，从中央到地方至乡村的各级学校教育体系全面建成。
——摘编自曹新洲《汉代社会教育》
材料三 宋代理学士人着意对书院进行改造，将已被州县官学取代而走向衰亡的书院重新利用，并在教育中逐渐确立中国古代书院讲学、藏书、祭祀等三个最主要的职能。宋代理学家制定了书院学规，如朱熹《白鹿洞书院揭示》，强调求学的目的在于正己、修身，而非追求功名利禄。他们确定了以理学经典解释为标准的书院教学内容，制定书院祭祀礼仪，创立书院会讲制度等。多层面对书院进行制度化、正规化建设，从而使其从传统私学的窠臼中脱离出来，达到了中国古代私立教育发展的高级阶段。
——摘编自王晓龙司学红《宋代书院教育》
（1）根据材料一，列举孔子的教育思想。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分析汉代地方官学体系全面建成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三，概括宋代理学家改造中国古代书院并使其重新勃发生机的具体措施。
材料一 战国百家学士呈现了浓厚的政治取向，其学说“务为治者也”。士人阶层及其文化传统的强大影响， 使得中国传统官僚政治呈现为一种意识形态政治，与学术文化变迁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战国秦汉间的 政治进展对应着各家学说的此起彼伏，堪称政治文化史上的奇观。秦以三晋法家指导政治，文吏成为秦王 朝的主要行政承担者，儒生则惨遭“焚书坑儒”的打击。汉初以功臣及其子弟占据要津，但具体政务依然委以 文法吏。即使武帝之后，儒家独尊，形成了“学者兼为官僚”的“士大夫政治”，文法吏仍高踞政坛。
——摘编自袁行霈《中华文明史》
材料二 李贽认为人的个性千差万别。……李贽为实现人身自由而“漂流四处”；寡妇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私奔被李贽认为是男女追求婚姻自由的典范；李贽认为人应当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和权利；李贽认为经济自由发展，才能实现天下之民，“各遂其生，各获其愿”……1930年严复在翻译约翰·密尔的《论自由》时，曾说“西国言论最难自由者，莫若宗教。……中国事与相仿者，乃在纲常名教……观明季李贽、桑悦、葛寅亮诸人，至今称 ‘名教罪人’，可以见矣。”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们也从李贽的思想中找到了动力。
——摘编自王文华《李贽自由思想探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战国至秦汉时期政治文化发展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李贽自由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并说明李贽思想对近代中国的影响。
材料一 《春秋》首书：“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传》日：“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为先言王而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统也（为了使用天下通用的统一历法）。”
——摘编自《公羊传》
材料二 董仲舒用经传上的话来发挥自己的思想，在“元年春王正月”这几个字上作了许多文章，用以阐述自己的观点。他讲“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正本也”。把第一年称为元年是重视开始，要端正根本，皇帝是根本，刚即位是开始，一定要树立正气，为天下作表率。还认为，春代表天，在王之前，在王之后有正，正就是政，政是统治人民。“春王正”三个字的顺序意在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董仲舒由此发挥自己的政治思想，使原本指统一历法的大一统.有了特殊的丰富内涵。一是反对诸侯分裂割据；二是加强中央集权，两屈两伸就是此意；三是要将儒学意识形态化，成为全国统一的思想。
——摘编自张鹏《论董仲舒的大一统政治思想》
(1)根据材料一二，指出春秋到西汉“大一统”思想内涵的变化，并概括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的内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分析董仲舒“大一统"思想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