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汉书·董仲舒传》
材料二 宋代理学的兴起是当时社会存在的产物。宋代生产力的发展酝酿着理论形态转型,传统儒学难以适应新的形势,客观上要求学更多地关注现实,这就是经世致用思想。北宋个社会生产力发展了,但没有完成国家的完全统一,有识之士通过儒学做出了符合现实的新解释。理学家们吸收并利用外来的和传统的文明成果,创造性地提出了许多富有特色的儁学形而上学本体论概念,并给予系统的哲学论证。…无论是各种各样的理学本体论,还是作为道德基础的人性论均是以伦理道德为核心内容。理学家们无一不以“辟异端”的态势激烈地反对佛教,但其自身的价值核心却又恰恰是自己所要反对的佛教。经过理学家们的“批判”,儒道互补、佛教为宾的格局已经名存实亡了。
——摘编自宋延高《宋明理学产生的背景》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董仲舒的观点及其主要目的。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代理学产生的原因。
材料一 两汉之际佛教文化的输入，对中国造成的影响，几乎遍及文化领域的各个方面。佛教文化的输入，促成了中国文化内容与形式的重大变化。同时，所输入的佛教文化在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交流中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变成了中国化的佛教文化。中国历史上的这次两种文化大交流，虽然也产生过许多纷争，引起过多次冲突，但是从总体上看，它所起的作用主要是积极的。它相当充分地体现出不同文化间交流融会的互补作用，中国文化确因吸取和消化了佛教文化的精华，而进入了一个充满创造活力的繁荣的历史新时期。
——摘编自丁伟志《中西体用之间》
材料二 近代以来，由于欧洲与中国间社会发展程度的拉大，文化交流也因之打破了平等均衡、长短互补的格局；文化交流变成了倾斜的。从一开始就是在欧洲列强对中国侵略和中国反侵略这样尖锐的政治背景下进行的。因此就中国方面而言，这时进行中西文化交流，就不简单是一般意义上的落后向先进学习，而是为着寻求解决中国政治危机，救亡图存而向对手学习。随着对于救国方案探讨的深入，中国的仁人志士们对于欧洲文化的注意力，渐渐便转移到了探讨如何对中国的政治体制、社会制度、经济构成进行改造上。中欧文化交流，自此便无时无刻不环绕着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这个中心议题展开了。值得注意的是，近代以来欧洲文化输入中国，已经不再单纯是中国在一国之内处理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关系的事，而是成为全球性文化大交流的一项重要内容，成为世界文化大格局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据丁伟志《近代中国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特点》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佛教与中国文化交流的影响。（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特点，并分析其原因。
材料一 （董仲舒）把孟子的性善论与荀子的性恶论装进阴阳的框架，加上一个最高的主宰“天”，成为一种神秘的天人感应论。他所强调的不是从道德伦理意义上探讨人格的完善，而是着重论证君臣父子、夫妻之间“三纲”论之不可移位……但在政治学领域，他的大一统思想却有利于国家的巩固，而且适应于历史发展的潮流。
——张岂之《儒学思想的历史演变及其特点》
材料二 宋儒通过对经典的研究，发现经典并非“圣道之全”……宋儒还通过总结汉唐以来经学的种种误区，指出治经应以切于实用为目的，应以讲明圣道、求得义理为旨归。因此，面对异质文化的严峻挑战，首先要起来维护儒家主体文化的神圣性，特别是发掘儒家文化的内在价值，这是一场保卫“圣人之道”的文化战争。
——人民网《宋代疑古思潮简论》
材料三 中国明清之际的进步思潮与欧洲十八世纪的启蒙思潮分属两个不同的历史范畴。前者是中世纪末期社会批判的产品，后者却是近代社会的宣言书。有些学人将这两种形态的文化等量齐观，显然不太恰当。如果要在欧洲文化史上选择一个段落同中国明清之际的进步文化作比拟，无论从产生的背景还是从所包含的内容而言，都以欧洲封建社会存在的最后几个世纪（14-17世纪），即严复说的西方“古学”转向“新学”的阶段发生的文艺复兴运动较为相当。
——冯天瑜《从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文化到近代新学》
（1）根据材料一，概括董仲舒思想的主要特点及其政治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以程朱理学为例分析宋代“疑古”思朝出现的背景。
（3）根据材料三，明清之际的进步思潮未成为“近代社会的宣言书”，试从明清进步思想本身给予原因说明。
材料一 董仲舒不但首倡儒学独尊，而且把孔子的学说宗教化，把封建专制制度的理论系统化，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他给汉武帝上《天人三策》就是这一思想体系的具体说明，《春秋繁露》是其代表作。董仲舒把自然界的“天”塑造成有意志的人格神，把人间的一切说成是上天有目的的安排，他认为天给人类社会设立了一个最高权力的“君主”，人间的皇帝就是代天意进行赏罚的权威，“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与此同时，他也企图假天之威，对皇帝的过分残暴加以限制。董仲舒还大力宣扬孔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观念，他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三纲、五常是天的安排，是天的意志。董仲舒还提出了“性三品”说，他认为人性是有等级的，圣人生来性善，小人生来性恶，中人之性，可善可恶，上等的圣人是天生的统治者，中人经过“教化”可以变善，惟有下等的小人是命中注定低微卑贱，只能永远当牛做马和奴隶。
——摘编自朱绍侯等主编《中国古代史》（上）
材料二 在宋明理学思潮中，理学家在儒学理论创新方面，也十分典型。“理学”，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居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它的创立，既符合社会政治方面的需要，又有其理论思维内在逻辑的必然。
——摘自黄钊《应当高度重视儒学的创新与发展》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董仲舒的思想内涵。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汉与宋儒学更新的历史背景之异同。
材料一 在战国时期“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的历史背景下，各家学派“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这种学术繁荣的局面不仅是空前的，在后世历史中也属罕见。
——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材料二 自宋初开始，众多儒家学者致力于儒学经典的重新诠释。他们在排斥佛、道的同时，融合佛、道思想，将儒家的伦理、政治学说提升到哲学思辨的高度，就宇宙本原问题展开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创成一个以“理”为核心的更加精致完备的新儒学体系——理学。
——王家范、张耕华《大学中国史》
材料三 后之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
——（明）《明夷待访录》
(1)结合材料一及所学，概括战国时期“学术繁荣”局面出现的时代背景（照抄材料不得分）。并指出战国时期儒道两家的代表人物。
(2)结合材料二及所学知识，分析宋代儒家学者重新解释儒学经典的现实社会意图，并指出“理”的获取之途。
(3)材料三的作者是谁？结合材料及所学知识，“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表达了这一时期的学者们什么样的思想诉求？
材料一 儒家学派自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创以来，历久弥新，不间断地吸收新鲜血液，不间断地伴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前行。宋朝理学似乎已将千年儒学发展到无与伦比的极致，因为儒家极力倡导的纲常道德被宋朝理学大师们提升到无以复加的高度，那么儒学会再向何处发展？随着封建主义的衰落，作为封建统治精神支柱的理学似乎也走到了尽头。但明清之际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还是很敏锐地找到了打破僵化局面的缺口，他们让中国源远流长的儒家思想又峰回路转，再现其强大的生命力。
———摘编自隋晓明《儒家的智慧》
材料二 宋代的理学保持着汉朝以来的方向，大迈步前进着，但到明清之际，这种发展的方向有了不可思议的更改。理学的出现进一步强化了封建专制统治的神圣性，但当世界继续发展着资本主义已经取代封建主义成为世界历史发展的趋势时，明清之际的儒学竟有意无意地适应了时代的这一变化。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儒学思想家，富有胆识与智慧地第一次质疑中国的封建统治，第一次质疑居于统治地位的理学思想，他们的句句真言掷地有声而振聋发聩。
———摘编自邓思平《儒学新论》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明清之际的儒学与宋代理学的异同。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明清之际儒学发展方向出现“更改”的历史背景，并概括中国古代儒学发展的基本特征。
材料一 汉朝建立后，先秦儒家经典《诗》《书》《礼》《易》《春秋》皆有儒生弟子传承。汉武帝时期，“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以百数，而公孙弘以治《春秋》为丞相封侯，天下学士靡然向风”。政府设立五经博士，博士虽不参加实际政务，但常得预闻政务会议，因此对政治发生重大影响。此外，为博士设立弟子员。自此渐有文学入仕之正途。
——据《汉书·儒林传》钱穆《国史大纲》
材料二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道教盛行，儒学的权威性被严重削弱。隋文帝从巩固中央集权出发，推行以儒学为本、三教并用的政策，“超擢奇隽，厚赏诸儒，京邑达乎四方，皆启黉校”。“中州儒雅之盛，自汉、魏以来，一时而已”。儒学思想的主导地位得以复苏。
——据《隋书.儒林传》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代儒学成为正统思想的主要途径。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汉与隋确立儒学正统地位的历史背景之异同。
材料一 （汉武帝）和他的近臣将所谓“儒术”扩展之后延长，以至包括了有利于中央集权官僚政治所必需的各种理论与实践的步骤。孔子所提倡的自身之约束，待人之宽厚，人本主义之精神，家人亲族的团结和礼仪上之周到等等构成官僚集团行动上的规范。孟子所倡导的人民生计与国本攸关也毫无疑问地被尊重。
——黄仁宇《中国大历史》
材料二 理学家继承了传统儒学入世思想，从责任感和使命感出发，形成了理学思想体系。这一思想使士大夫阶层普遍参与讨论个人、家庭、家族、国家和政治，从而建立了统治者认定和推行的道德伦理规范，使阶级矛盾在某种意义上有一定的弱化，更使得士子的心灵得到充实。
——徐公喜、万红《宋明理学的层次模式》
（1）据材料一，概括儒家思想对于封建统治的作用。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儒家思想在封建社会中的地位。
（2）根据材料二，指出理学家构建“理学思想体系”的出发点。结合所学知识，概述宋代的儒学思想家们是在怎样的背景下推动儒学发展的，并概括宋明理学家加强个人“道德伦理规范”的两种主要途径。
9 . 材料一 宋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转型时期，生成于这一历史背景下的宋文化，必然包含若干“近代”的因素，平民文化就是带有“近代”色彩的文化现象。宋诗尚理，已成为千古定论，南宋词人刘克庄曾提及“近世理学兴而诗律坏”。纵观两宋，中原文化迅速地南移，南部地区文化发达，同时引发了北部游牧民族的深层汉化。与宋代社会发展趋势相一致，以往为世家所垄断的文化开始向社会下层移动，社会下层文化素质明显提高，出现“吴越闽蜀，家能著书，人知扶册”和“人人尊孔孟，家家诵诗书”等记载。
材料二 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宋代，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的双重因素的驱动下，门阀政治彻底终结，政权的开放程度提高。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冲击，土地自由买卖频繁，税制改革使封建人身依附关系逐步松弛。两宋时期多民族政权并立，在长期的碰撞交融过程中，相互渗透，相互影响，从而使宋代文化明显地带有文化“杂交”的色彩。宋朝统治者对外来文化基本上采取兼收并蓄、广纳博采的政策，不少外域文化的因子进入汉文化系统中，高丽的白磋纸和松烟墨在宋朝享有很高的声誉，日本的折扇和倭刀也深得宋朝文士们的好评。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姚兆余（宋代文化的生成背景及其特点》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文化的特点。
（2）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文化生成的背景。
材料一 新儒学指12-17世纪主导中国思想的儒家学说。新儒学是对佛教、道教的回应，并最终成功的融合了后两种信仰体系的一些内容（“理”源于佛教，“气”源于道教），将儒家思想体系化，真正形成了“儒学”，因而也最终强化了儒家思想的主流地位。
——摘编自魏根深《中国历史研究手册》
材料二 儒家一直比较重视道德修养问题。前期儒学以孔子和孟子为代表，在人的道德修养方面，提出并建立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规范体系，主张“仁者爱人”；在人生价值的选择上，主张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杀生成仁、舍生取义；在道德修养方法上，则注重道德理论与道德实践、道德意识与道德行为的统一。后期宋明理学家把道德修养作为治学做人的根本，主张“学以至圣人”求自己和他人能够把圣人作为学习的榜样，以圣人的人格为导向，在精神上不断地努力，完善自己的道德品质。同时注重个体内在情感的调节求个体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要保持心灵的平静，保持一颗冷静清晰的头脑，以期冀达到一种有涵养的人格。
（1）根据材料一并联系所学知识，分析这一时期新儒学兴起的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孔孟儒学和宋明理学在道德修养上的不同观点，并分析儒家道德修养观对当代社会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