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材料 吕祖谦（1137年-1181年），南宋理学家、文学家，累迁直秘阁学士;参与重修《宋徽宗实录》，编撰刊行《皇朝文鉴）、吕祖谦将儒分为真儒和愚儒，”徒诵训诂”“不知内省”者是愚儒，而真儒唯“实学”是求。“实学”者，乃济世之学。读史不应仅限于随事立论，更重要的是发现别人没有发现的道理。他认为观古史而不知鉴戒犹如心有所蔽，照此下去，则祸不远矣。在“六经皆史”的基础上又有拓展认为一切实事皆是历史，皆可作为考察的依据，过往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可以作为史料来解读，这就更加开阔了史学的观察视角。他说:“史，心史也，记，心记也。未有一物居心外者也。”黄宗羲高度赞扬了吕祖谦的史学成就，近代很多学者也都认同吕祖谦对渐东史学的功绩。
——摘编自王飞《吕祖谦的史学思想研究》
(1)根据材料和所学知识,概括吕祖谦史学观点的内容。
(2)根据材料和所学知识，评价吕祖谦的史学观点。
材料邵雍（1012—1077），字尧夫，北宋理学家、数学家、诗人，与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并称“北宋五子”。他年少时才智出众，慷慨激扬，欲求取功名。在苦读中他叹息道：“昔人尚友于古，而吾独未及四方。”宋仁宗皇祐元年（1049年），邵雍自共城迁居洛阳，以打柴为生，亲自烧火做饭以侍奉父母，并为自宅起名为“安乐窝”，自号为“安乐先生”。宋仁宗嘉佑时，皇帝下诏求散失的贤才，西京留守王拱辰把邵雍上荐应诏，任命他为将作监主簿，但他无意于仕途，拒绝了庙堂，选择了山林，刻苦为学，勤于研究。程颢为其所做的墓志铭里称，邵雍的学问纯正统一而不杂乱，就邵雍所达到的境界，可以说是安且成矣。
——摘编自《宋史·列传·邵雍》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邵雍成为“北宋五子”的社会环境。
(2)根据材料，概括邵雍作为一代名士体现的精神价值。
材料一 先秦儒家思想是以“仁”为核心，以“礼”为形式，以“中庸”为方法论的政治伦理思想。“仁”既是个人道德修养的标准，又是现实管理中用作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和为政治国的最高原则。“仁”的表现形式是“礼”，“礼”的内核是“仁”。孔子“礼”的思想传承于周礼，它是一种保持社会各种人“明份”，从而使社会有序的思想，是一种外在他律性的规范和典章制度。“中庸”则是孔子提出的修身、处事的理论原则，指的是矛盾双方相互依存所表现出来的“度”，强调人与人关系中，要“执两用而中”，无过无不及。例如，在君臣关系中，要加强君主权力与尊重臣民权利相统一，君主驭臣又接受臣民的监督，臣民可以匡正君主的行为而不能越界；官民关系中，官府要宽以待民，人民要知礼而为。
——摘编自魏雪《先秦儒家的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材料二 宋代儒学的表现形态是理学，它以儒学为主，同时吸收了佛道思想，它主要讨论“性与天道”的哲学问题，并旁及文化的各个方面。理学的出现加强了封建主义精神压迫，同时它又是儒学思想中精华的发扬光大。当理学家离开关于“天理”的说教而论述治学问题的时候，他们又发展了早期儒学中重视人的独立思考、兼综百家和重视文化遗产研究的传统。朱熹在研究文化遗产时，非常注重独立思考，他强调“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理学的经邦济世思想和“国格”观念，在一些政治家和志士仁人身上也发出了光芒。如文天祥在被囚禁的土牢里写出一首气壮山河的《正气歌》，表现了视死如归的崇高民族气节。
——摘编自张岂之《儒学的历史演变及其作用》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先秦儒家思想的特点。
(2)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与先秦儒学相比，宋代理学的不同之处，并谈谈你对古代儒学发展的认识。
材料一 孔子以“文、行、忠、信”教育学生，孔子在《论语》中直接提及“信”的言论就有35次，仅次于仁、礼、知(智)、道、学、德等6个概念。孔子认为，不仅在人与人交往上应当诚实守信，在研究学问方面，也应当以诚信处之。在孔子看来，一个人无论从事什么工作，都应该讲诚守信，然后才能立足于社会，若无诚不信，就难以为人们所认同，为社会所容纳。孔子认为，人民对政府的信任最为重要，并把“民信之”看得比“足食”“足兵”更重要。“上好信，则民英敢不用情”，统治者“敬事而信”，“得道者多助”的良好局面才能形成，国家安全才能得到保障。
——摘编自陈发初《论孔子的诚信思想》
材料二 作为理学集大成者的朱熹在前人的基础上对“诚”作了概括性的总结，认为“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他把“诫”之“真实无妄”提升为“天理”“天道”，以“不诚无物”“真实无妄”为“天理之本然”，人事之当然实实在在地呈现在人们的精神世界面前。朱子在《中庸章句》中强调“诚”是道德修养的首要前提，是安身立命的基本要求，是“诚身之本”。朱子充分阐述了“诚意”和“致知”的关系，认为二者是“相资”“相应”的，欲诚其意先致其知，致知而后意诚。他认为，探究“诚意”应与“致知”相联系，必须在“致知”上下功夫。朱子认为，学习是可以把“气质之性”转变为“天命之性”的，即可以把“不诚”转变为“诚”。
——摘编自李建军《试析宋代理学的诚信伦理思想》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孔子对儒家诚信伦理思想的看法。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朱熹对儒家诚信伦理思想的新发展，并综合材料一、二简析儒家诚信伦理思想的历史价值。
材料一 王守仁（1472-1529年）,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和军事家,学者称之为阳明先生。程朱理学获得官方尊崇后,逐渐失去活力。王阳明很巧妙地把朱熹认为绝对至上的那个“理”,移植到每个人的“心”里面去。他强调判断是非的标准,不是儒家哪一个圣贤的论述，而是自己的“心”,所以叫做“以吾心之是非为是非”。他认为,良知人人具有,个个自足,是一种不假外力的内在力量。”致良知"就是将良知推广扩充到事事物物。
——摘编自樊树志《阳明心学与明代的思想解放运动》
材料二 皮科·德拉·米兰多拉（1463~1494年）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重要哲学家。《论人的尊严》是其写就的-篇长篇讲演稿,被誉为“文艺复兴的宣言”。在这本小册子中,皮科认为当上帝创造人类的时候,是与创造那些鸟兽生物分开来的,这是证明人类伟大最有力的理由。人的本性在于其彻底的无规定性,人的形式完全源于他的自由,这种自由绝不仅仅是人在上帝面前具有的自由意志,而是自我创造自我的自由。人的这种自由属性是人身处万物之尊贵地位的根本原因。
——摘编自皮科《论人的尊严》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王阳明和皮科的思想内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两种思想产生的社会背景及其共同的历史价值。
材料一 宋代理学是以儒家思孟学派为基础，渗入佛家和道家思想后形成的一个新儒家学说。理学直接渊源是“宋初三先生”―胡缓、孙复、石介，理学真正奠基人是周敦颐和张载。理学体系形成于程颢和程颐，他们把“理”或“天理”视作哲学的最高范畴。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是朱熹，他继承和发展了二程的思想，并吸收张载关于“气”的学说，建立了一个完整而精致的客观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
——摘编自房列曙、木华主编《中国文化史纲》
材料二 从唐到五代，中国文化的价值遭到了很大破坏，宋初人对五代的风气非常痛恨。在这个意义上，理学的出现，承担了重建价值体系的职能。通过对理论挑战和现实问题的创造性回应，古典儒学通过理学而得以复兴。可以说，宋明理学对汉代以后整个中国文化的发展有一个新的反省，并通过这种反省致力于儒学的复兴。
——摘编自陈来《宋明学案为往圣继绝学》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理学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宋代理学的历史意义。
材料一 程颐强调“知”是“行”之“本”，“知”决定“行”，“行”则是由“知”派生而来的，能知必能行，知而不能行，只是未真知。朱熹不赞同程颐过于强调知难行亦难的说法，而是提出了“行重知轻”论。他明确指出，“知”若只会“纸上谈兵”而不去实践，“知”则不是“真知”，“行”也不是“真行”。
——摘编自张梦思《王阳明知行合一.及当代价值探析》
材料二 王阳明所处的明代中叶，社会处在动荡之中。统治阶级面临着言行不一，知行脱节的道德危机。科举作为选拔经邦治国人才的制度日益僵化，官僚士大夫和一般知识分子都信奉程朱理学，治学偏重格物致知。王阳明感叹当时社会道德沦丧的情况，他从各种经历中深刻体会到，要救深陷危机的明王朝，单靠镇压是不行的。要从思想上消除人们对封建制度的反抗意识，做到知行合一。王阳明认为程朱理学一味地强调知行为两件事，过分割裂了知行的关系，导致不能将道德知识付诸道德实践的情况。“某尝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己，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他提出的知行合一就是要将知和行并作一件事，将道德认识和道德实践相统一，以便消除以前程朱学派一味强调知先行后而带来的知行脱节的情况。
——摘编自刘子是《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有什么时代背景？》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程颐和朱熹在知行关系认识上的不同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王阳明对程朱理学的发展及其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