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论语·颜渊》

材料二   儒学发展示意图

材料三   原夫作君之意，所以治天下也。天下不能一人而治，则设官以治之，……使宰相不罢，自得以古圣哲王之行摩切其主，其主亦有所畏而不敢不从也。……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是非，而公其是非于学校。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

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势之所趋，岂非理而能然哉？……郡县者，非天子之利也，国祚（王朝统治时间）所以不长也：而为天下计，则害不如封建之滋也多矣。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一》

材料一   就宋代儒学而言，它所需要完成的任务主要包括内外两个层面：就外而言，是要排斥佛道二教，恢复儒学的“独尊”地位，承接先秦儒家的传统，站在理论的高度论证儒家仁义礼乐存在的合理性，建立起一个新的儒家哲学形态，使儒家思想重新成为人们的精神归宿，进而能重新全面指导人们的社会生活；就内而言，是要抛弃汉唐传统儒家粗疏的“天人感应”的理论形态，从儒家原典中发掘新的思想材料，并以之为出发点，对佛道学说中有用的思想资料进行整合，把儒家经学从原来的训诂之学引向义理之学，进而建立起以伦理道德为宇宙万物本原的儒家哲学。

——摘编自徐洪兴《论二程思想之异同》

材料二 朱熹编著《四书集注》，用理学思想重新解释经典《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使理学透过四书而深入人心。他编《小学集注》，教育青少年遵循三纲五常的道德规范，他编《论语训蒙口义》《童蒙须知》，对儿童的衣着、语言、读书、写字、饮食都作了道德规定。

——樊树志《国史概要》

材料一   明中后期，随着中国封建制度的弊端日益显露，作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理学体系已变得不能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和社会道德，理学已经衰变为“游谈无根”、“竭而无余华”的空洞说教，完全以抄袭“宋人语录”及“策论”为治学圭臬。人们对理学产生了深深的信仰危机。

——王杰《明清之际：思想的冲突、批判与创新》

材料二 （王阳明）谪龙场，穷荒无书，日绎旧闻。忽悟格物致知，当自求诸心，不当求诸事物，喟然曰：“道在是矣。”遂笃信不疑。其为教，专以致良知为主。谓宋周、程二子后，惟象山陆氏简易直捷，有以接孟氏之传。而朱子《集注》《或问》之类，乃中年未定之说。学者翕然从之，世遂有“阳明学”云。

——摘编自《明史》

材料三   阳明论政，大略以孟子《礼运》为蓝本。虽足针砭专制，究非真出新创。……至宋元之世，儒学化为理学，理学又专尚程朱。……末学弊极，浸至是非以孔子为权衡，纲常致个人于桎梏。……阳明继起，乃明揭思想解放之赤帜，发为学贵自得之论。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

材料一 与西方相比，中国古代的国家哲学则更加伦理化，连上天都被中国圣哲赋予人格意志。宋代二程——程颢、程颐创立了“性即理”的理学唯心主义国家哲学，认为人们内心本来就具有一切事物之理，具有封建伦理纲常，要求人们“去人欲”，维护和身体力行三纲五常，不要犯上作乱，才能“存天理”。之后，朱熹构建的以儒学纲常名教为核心的庞大唯心主义国家哲学体系更加理论化系统化，其地位几近孔子。继宋之后的元、明、清三代统治者把发挥孔孟之道的宋代程朱理学钦定为国家哲学。

——摘编自于今《国家哲学与社会主义国家哲学的理论概述》

材料二 《论法的精神》是一部政治哲学的著作，而不是一部纯粹意义上的法律书。作为西方政治学的一部经典，它在当时思想所能及的范围内，细致地讨论了自由、民主、平等的问题。孟德斯鸠最大的历史贡献在于其对政府架构的思考。在《论法的精神》里，孟德斯鸠延续英国先贤洛克的观念，归纳出“三权分立”的治理格局。其理论特点在于，治理国家的三个权力部门形成一个稳定的“三角形”，似乎能够支撑起一个稳定的平面；立法、司法、行政之间恰似“石头、剪子、布”一样相生相克，分权制衡，应该能够很好地治理一个社会（国家，或者国家之下的行政单位）。

——摘编自何志鹏《孟德斯鸠与<论法的精神>》

材料一   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至论天下之理，亘古亘今，不可移易，唯古之圣人为能尽之；而其所行所言，无不可为天下后世不易之大法。

——《朱子文集》

材料二   一事不穷，则阙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则阙了一物道理。

——《朱子语类》

材料一 盖人心之本体即是明德。私欲障碍则本体丧失。圣贤庸愚，同具此心。苟能致知，皆能明德。……良知在人心，无问于圣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

——王阳明《传习录》

材料二 天无可分，地无可割。王者虽为天之子，天地岂得而私之，而敢贪天地固然之博厚以割裂为己土乎？

——王夫之《读通鉴论》

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自公卿大夫，至于百里之宰，一命之官，莫不分天子之权以各治其事，而天子之权乃益尊。后世有不善治者出焉，尽天下一切之权而收之在上。而万几之广，固非一人之所能操也。

——顾炎武《日知录》

材料三 由于历史的局限，王阳明心学毕竟无法承担思想启蒙的历史使命，但是，在明中叶至明清之际巨大的历史变动和思想嬗递过程中，王阳明心学毕竟高扬了唯心主义式的主体意识，毕竟也曾“震霆启寐，烈耀破迷”，激发过人们“性灵”的火花，吸引过人们“解缆放船，纵横由我”，唤醒了人们去“破块启蒙”。

——刘辉平《王阳明心学与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潮》

材料一 唐代中期以来，儒学的研习和传播面临新的严峻挑战。传统经学若不脱胎换骨，其发展便会遭遇很大困难。为此，有学者大声疾呼：复兴儒学，直接孔孟“道统”。自宋初开始，众多儒家学者致力于儒学经典的重新诠释。他们在排拒佛、道的同时，融合佛、道思想，将儒家的伦理、政治学说提升到哲学思辨的高度，就宇宙本原问题展开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创成一个以“理”为核心的更加精致完备的新儒学体系一理学。

——摘编自王家范《大学中国史》

材料二 《新青年》宣传的对象是男女青年。1916年，陈独秀在《新青年》刊文劝勉女子不要以被征服者自居，应各自奋斗，脱离附属品的地位，恢复自主的人格，特别指出“夫为妻纲”之不当。他反对妇女从父、从夫、从子的“三从”，主张妇女参政，夫死可以再嫁、交际自由、生活独立。1917年《新青年》特辟女子专栏，刊登女子教育、婚姻、职业、权利的文字，希望顺应世界潮流。

——摘编自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