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道学其名也。故世之好名者必讲道学，以道学之能起名也······欺天罔人者必讲道学，以道学之足以售其欺罔之谋也。
夫唯无才无学，若不以讲圣人道学之名要之，则终身贫且贱焉，耻矣。此所以必讲道学以为取富贵之资也。
——摘编自李贽《初潭集》
材料二 一物各具一乾元，是性命之各正也，不可得而同也。万物统体一乾元，是太和之保合也，不可得而异也······然则人人各正一乾之元也，各具有是首出庶物之资也。
——李贽《九正易因》
材料三 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世间种种，皆衣与饭类耳。故举衣与饭，而世间种种自然在其中。非衣饭之外，更有所谓种种绝与百姓不相同者也。
——李贽《焚书·答邓石阳》
材料四 不言理财者，绝不能平治天下。
——李贽《四书评·大学》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李贽的思想主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影响李贽思想形成的因素。
材料一 鉴于佛道盛行和儒学式微，中唐时期的韩愈首开尊崇孟子的先河。孟子关于辟异端、道统说、心性论及“君臣大义”理论等，为韩愈排佛，维护唐朝统治提供了必要的理论依据。在他看来，孟子是继承孔子之道的“醇乎醇者”，是孔子以来道统的正宗继承人，而另一位先秦大儒荀子对孔子的继承则“不粹不醇”。韩愈尊孟，通过建立儒家道统，意图实现以道统辅治统，不仅否定了唐代孔庙祭祀中的儒家传承统绪，也使孟子在儒家学术界的地位得到提升。诚如清代学者赵翼所言：“宋人之尊孟子，其端发于杨绾、韩愈。”
——摘编自宋冬梅、解光宇《韩愈尊孟与孟学的复兴》
材料二 李贽认为，在人性问题上，孔子谈及人性，只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而未论及其他。孟子作为“登孔子之堂而受衣钵”者，提出“性本善”，“执一定之说，持刊定死本”“以通天下后世”，障蔽了人性的复杂性。李贽强调，孟子关于孔子“贤于尧舜，为生民以来所未有”的看法，是“不自知而言之过矣”。“荀卿更通达而不迂”，“不晓当时何以独抑荀而扬孟也？”结果，朝廷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为由，于1602年下令将李贽抓捕入狱。
——摘编自李珺平《从李贽剖判孟轲谈开去——兼及王安石朱熹等》和侯外庐《宋明理学史》（下）
(1)根据材料一，概括韩愈尊孟的主要表现。
(2)根据材料二，指出与韩愈相比，李贽对孟子及孟学的态度有何不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
材料一 中国古代的文化自觉，同样表现为“人的自觉”，有时也被称之为“人文主义”或“人本主义”。无论是孔孟学说还是程朱理学，儒家文化始终执着于强调人之为人的道德性。同时，它对道德性的强调以维持社会的秩序为出发点和归宿，对不同身份的人有不同的道德要求，这便使其所强调的道德限定在伦理道德的范畴。儒家文化在晚明时期发生了裂变与分化。李贽发挥王艮的“百姓日用即道”的思想，提出穿衣吃饭即人伦物理。对自然人性的肯定，着眼于“我”之真实；对个性意识的推崇，侧重于“我”之独立，二者共同体现出晚明人文精神的“人”不再是儒家文化中伦理型的人。但这股人文主义思潮并未掀起类似西方文艺复兴那样深入持久的文化运动，它只作为儒家主流文化的一股逆流在中国文化史中昙花一现。
——摘编自孙桂丽《对中国古代主流人文精神的反叛－浅谈晚明人文主义思潮对“人”的发现》
材料二 近代中国的文化自觉发展可以追溯到1840年。自幼学习儒家经典的洪秀全在偶然接触基督教的小册子《劝世良言》后，在基督教义的基础上，融入儒家思想文化中的“大同思想”；而洋务派提出的“中体西用”是对儒家“经世致用”思想的延续和发展；改良派在认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基础上，自觉学习西方思想文化，主张采用西方君主立宪制；19世纪末，革命派以中西思想文化融合创新中提出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为文化精神的旗帜；进入20世纪后，不同政治派别思想家无不把文化作为民族自觉自立的要素。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用“民主”“科学”大旗猛烈冲击中国的封建思想文化，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文化则是在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融合创新中自我创建和自我发展的过程。
——摘编自杨正军《“文化自觉”视野下近代中国思想文化的变迁与转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晚明时期中国文化自觉发生的变化，并分析出现变化的原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中国“文化自觉”发展的特点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