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李贽（1527一1602），明代泉州晋江人。原姓林，名载贽，后改姓李，为避当朝皇帝朱载屋的讳，遂称李贽，号卓吾。祖籍河南，元末迁入泉州后从商，其祖、父两辈也都是善于经商的穆斯林。
李贽“自幼倔强难化”，强烈反对封建礼教，仕途上处处与上级官僚发生意见冲突。李贽在就南京刑部员外郎期间（隆庆五年[1571年]至万历四年[1576年]），结识了王守仁的弟子王畿和泰州学派王艮的再传弟子罗汝芳，并拜王艮的次子王襞为师，进一步发挥了王艮关于“百姓日用之道”的学说，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道”并非玄虚，而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当下自然”。万历九年春，李贽寄居黄安好友耿定理家，从商著述。万历十二年，耿定理死。李贽与耿定理的哥哥耿定向所持观点大相径庭，二人早有矛盾。耿定向“重名教”，严守封建礼教，恪守孔孟信条；李贽“识真机”，反对封建伦理道德，二人的关系势必由龌龊而成水火。李贽有《答耿中丞》一文，曰：“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不必等待从孔子那里取得知识才算圆满），若必待取足于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李贽离开耿家，寓居麻城维摩庵。万历十四年，在《答耿司寇》一文中，指出封建理学家耿定向等人“种种日用，皆为自己身家计虑，无一厘为人谋者。”“所讲者，未必公之所行，所行者公又不讲。”“反不如市井小夫，身履是事，口便说是事。”
万历三十年，76岁的李贽移居通州，礼科给事中张问达以“惑世诬民”的罪名上特疏劾奏李贽获准，从病床上被拉出，一路昏迷，用门板抬入京城镇府司狱。在狱中，趁侍者为他剃发之时，夺刀自刎，气不绝者两日。
一一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李贽思想的主要内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李贽思想产生产生的背景。
材料 （余）其性偏急，其色矜高，其词鄙俗，其心狂痴，其行率易……因家中兄弟叔侄以俗事（买田、建宗祠，借势干预争讼）不远千里来迫我，故我剃发以示不归。因流弊至于今日，阳为道学，阴为富贵。遂弃官不仕，别妇抛雏，山居野处，创建佛院，著书讲学。余唯以不受管束之故，受尽磨难，一生坎坷，将大地为墨，难尽写也。
——摘编自李贽《焚书》《续焚书》等
（李贽）壮岁为官，晚年削发（为僧），近又刻《藏书》《焚书》等书，流行海内，惑乱人心，以吕不韦、李园为智谋，以李斯为才力，以卓文君为善择佳偶，以秦始皇为千古一帝，以孔子之是非为不足据……溺意于沙门。
——礼科给事中张问达弹劾李贽奏疏
几个世纪后，（对李贽）很少有人指斥为过激，而是被认为缺乏前后一致的完整性，他的学说破坏性强而建设性弱，原因不在于他缺乏决心和能力，而在于当时不具备接受改造的条件。他在追求个性与行动的自由，而不是叛离他衷心皈依的儒家宗旨……他的哲学没有出路。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
(1)分别概括材料一、二、三对李贽的评价。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影响人物评价的因素。
材料一 中国古代的文化自觉，同样表现为“人的自觉”，有时也被称之为“人文主义”或“人本主义”。无论是孔孟学说还是程朱理学，儒家文化始终执着于强调人之为人的道德性。同时，它对道德性的强调以维持社会的秩序为出发点和归宿，对不同身份的人有不同的道德要求，这便使其所强调的道德限定在伦理道德的范畴。儒家文化在晚明时期发生了裂变与分化。李贽发挥王艮的“百姓日用即道”的思想，提出穿衣吃饭即人伦物理。对自然人性的肯定，着眼于“我”之真实；对个性意识的推崇，侧重于“我”之独立，二者共同体现出晚明人文精神的“人”不再是儒家文化中伦理型的人。但这股人文主义思潮并未掀起类似西方文艺复兴那样深入持久的文化运动，它只作为儒家主流文化的一股逆流在中国文化史中昙花一现。
——摘编自孙桂丽《对中国古代主流人文精神的反叛－浅谈晚明人文主义思潮对“人”的发现》
材料二 近代中国的文化自觉发展可以追溯到1840年。自幼学习儒家经典的洪秀全在偶然接触基督教的小册子《劝世良言》后，在基督教义的基础上，融入儒家思想文化中的“大同思想”；而洋务派提出的“中体西用”是对儒家“经世致用”思想的延续和发展；改良派在认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基础上，自觉学习西方思想文化，主张采用西方君主立宪制；19世纪末，革命派以中西思想文化融合创新中提出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为文化精神的旗帜；进入20世纪后，不同政治派别思想家无不把文化作为民族自觉自立的要素。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用“民主”“科学”大旗猛烈冲击中国的封建思想文化，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文化则是在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融合创新中自我创建和自我发展的过程。
——摘编自杨正军《“文化自觉”视野下近代中国思想文化的变迁与转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晚明时期中国文化自觉发生的变化，并分析出现变化的原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中国“文化自觉”发展的特点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中国儒学到了明朝终于有了一个划时代的转变，那就是因为李贽、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的出现。
……这很容易令人想起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兴资产阶级认为中世纪文化是一种倒退，而希腊、罗马古典文化则是光明发达的典范，他们力图复兴古典文化一而所谓的“复兴"其实是一次对知识和精神的空前解放与创造。李贽正是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产生的这一思想。
……我们抛开明朝思想家们的个人冲突，单看李贽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的主张里，共同反映了发展自由的资本主义主张，而封建的君主制是实现自由的最大障碍，他们反对君主专制标志着中国自由思想的启蒙。然而，思想的奠基却不能和经济的发展同时展开，刚刚萌芽的资本主义经济被封建专制戴上了沉重的枷锁，举步维艰。专制者对人民的掠夺远胜过法国大革命之前法王的残酷。
……中国沿着封建的死胡同一步步走向更加暮落、衰败，自由的经济至此夭折。民族仍穿行在无边的黑暗里。而此时的西方诸如法国已经将法王路易十六送上了断头台，继而推翻波旁王朝，开始了人类最美好的自由制度的建设，步步走向繁荣富强。中国的启蒙思想家们也没有人像卢梭那样移迁圣贤墓，万人敬仰。李贽76岁被明皇迫害致死，当时有几人愤慨，几人同情！
——摘编自《民主道路之——明清时期启蒙思想与资本主义的夭折》
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古代儒家思想的发展变化过程，概括明清时期启蒙思想的共同特点，比较中国明清之际的民主启蒙思想与西方民主启蒙思想的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