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吾邑号称文献之邦，代有名贤，社祭相望，独至黄宗羲先生，尚无专祠，无以崇礼先哲、讽励人民也。先生言“天下为主，君为客”，近人目之为东方卢梭。其为学也，上承阳明，知行合一；于经史历数之学，无不贯通。观乎方志之传记，著述之留遗，盖可想见其为人焉。查黄公学行风节，卓绝千古，晚清之季，从祀文庙。姚邑为公故里，理应设立专祠。

——摘编自《余姚知事请建先贤祠宇》（1917年）

材料二县长林泽，为崇敬先贤起见，特发起组织黄社。黄宗羲先生道德文史，彪炳千秋，明社既倾，力谋匡复，其悲愤忠义之气，充塞宇内。当此学术衰歇、民气消沉之际，极宜集社崇奉，以资表扬，而昭激励。

——摘编自《余姚县长发起组织黄社》（1936年）

材料一　　“这卷书中，我经常流露出我所考察的事物对我思想的影响··..··每个读者也都可以从本书得出自己的判断，并匡正我的判断；用心思考的人，总是会启发别人思考的。”这是伏尔泰（1694-1778）在《论世界各国的风俗和精神》（中文译为《风俗论》）开端所阐述的观点。这部从古代世界延伸到伏尔泰时代的世界史著作，突破了基督教的世界史体系和政治史传统，独具创见，受到学术界的普遍欢迎，仅在1756-1768年这短短的十多年中就再版过16次。此外，他的《路易十四时代》一书，以军政大事为纲，不仅写了法皇路易十四的雄才大略、显赫武功和卓越政绩，而且还包括该时代内政、司法、商业、治安、科学、习俗等各方面的情况，同时，他在该书中指出，史学家的任务应是致力于叙述值得注意的各个时代······这些均对西方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摘编自张广智《西方史学史》

材料二　　《日知录》是明末清初思想家、史地学家顾炎武（1613-1682）的代表作，其记载内容丰富，涉及面广，“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共三十余卷”。三十余卷中大多内容衔接紧密，主题明确，可以独立分为一类。而这一体例既充分利用了札记的灵活多变，又体现了典制体史书的专门严谨。对于此书编纂的宗旨，顾炎武多次自言著述“若其所欲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则有不尽于是刻者，须绝笔之后，藏之名山，以待抚世宰物者之求”。在治史方法上，以顾炎武为代表的明末清初思想家认为史家的任务就是要“述往事，勖来者”“述往事以为来者师”，史学要“引古筹今”“鉴往训今”，史家要博古通今，成“一家之言”。

——摘编自庞卓恒等《史学概论》

材料一   董仲舒云:“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使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而调均之。”董仲舒的意思就是要在富而不骄，贫而不忧，高下有宽度的节限中，来维持一个相当有伸缩余地的社会经济水平。

-----摘编自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

材料二   君子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为民而立之君，故班爵之意，天子与公、侯、伯、子、男一也。

------据顾炎武《日知录》

材料三   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上法律、政治、伦理等精神的构造，都是表面的构造。他的下面，有经济的构造作他们一切的基础。经济组织一有变动，他们都跟着变动。换一句话说，就是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

------摘编自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

材料   顾炎武（1613—1682），明清之际著名思想家，他的经济思想丰富而深刻。他提出“利在于民，犹在国”的原则，强调“天子不能与万物争权”“民得其利则财源通”。他还主张，对手工制造业、矿冶业和商业等行业，封建国家应“一税之后，不问其所之”。他还指出，“天下之人，各怀其家，各私其子，是常情也。……用天下之私以成一人之公，而天下治”，认为应通过尊重人的本性来管理经济。他主张要“藏富于民”，指出“有生财之方，而后赋税可得而收也”。财政分配应兼顾中央和地方，要使“州郡有余”。发展社会经济要“与天下同利”，不要急于求成，不要贪图小利。这些思想至今仍散发着光彩。

——摘编自田泽滨《顾炎武经济思想简论》等

材料一   孟德斯鸠出身贵族，因为经济富裕和时间充足，经常去各国游历，因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知识。1731年，他回国后开始整理自己搜集的资料，进行写作，在1748年出版了其代表作《论法的精神》。他从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哲学等多方面研究法的精神，强调法律应当与政体相适应，在专制政体下，人们是没有自由的。在他看来，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因此还提出了权力分立的理论。他认为立法、行政和司法三种权力要想相互制约，需要有一些制度上的安排。首先，司法权不应该设为永久的。其次，立法机关可以在国家危难时授权行政机关逮捕有犯罪嫌疑的公民。最后，行政可以通过反对权来参与立法。他对三权分立的表述比洛克提出的更完善，把它推到了更高的层次。因此，书中的思想理论不仅指导了十八世纪欧美的各国资产阶级革命，也为各国资产阶级建立各种法律制度提供了一定的基础。

——摘编自宋海凤《浅析<论法的精神>的主要内容及其启示》

材料二   明末清初是中国历史上极具变革意义的一个关键时期。黄宗羲在抗清斗争失败之后，开始进行深刻的反思，由武装斗争转变为哲学思想上的批判，这一转变使得黄宗羲对整个封建专制制度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并最终著成了《明夷待访录》。书中的内容虽少，但是却涉及政治体制、文化教育、经济发展、军事建设、法律制度等诸多方面。他批判一切封建专制君主，民主贯穿全书，描绘了一幅批判封建旧制度，构建民主新制度的宏伟蓝图。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民主启蒙思想意义的著作，书中阐释的民主思想对我国近代的维新改良运动和民主革命运动具有深远影响。

——摘编自高帅奇《从<明夷待访录>看明清民主思潮》

材料一 英国思想家弗兰西斯·培根（1561-1626年）是西欧从传统迈向近代社会时期的思想巨人，他在近代科学方法和自然哲学的探索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提出了有别于亚里士多德的归纳法，认为应该把尊重事实，搜集和确定事实作为“归纳法”的第一步。培根批判了亚里士多德的思辨哲学，他指出“所谓知识在于实践中能够具有一定的效用，功用是实践的根本属性。”他把经验观察、事实依据、实践效果引入认识论，把实践作为人类征服和占有自然的重要手段。亨利.沃登爵士称他为现代“科学之光”。

——摘编自丁立群等《技术实践论：另一种实践哲学传统》

材料二 顾炎武是明末清初实学思潮的代表。梁启超对顾炎武的治学方法推崇备致，认为“贵创”“博证”“致用”是顾炎武学术研究究方法的精华。顾炎武在治学过程中反对一味模仿古人，提倡独力创新，将“独创理论还原于人事的日常经验才可知其正误”。顾炎式做学问反对玄学、理学之清谈，主张探索“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的学间，引古著今，注重用学到的知识或自己形成的理论来解决一些社会实际问题，提出了“学以致用、“明道教世"的观点，体现了儒家学者的“济世情怀”。

——摘编自威福康《论颐炎武治学方法的儒家精神与哲学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