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哲学家们在春秋战国时期大动乱的形势下，力图提出稳定社会和安抚人心的主张。

——[美]伯恩斯等《世界文明史》

材料二   其实儒家思想取得胜利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两汉400余年，它渐渐由孔孟时期的原始儒学衍化为掺杂了诸子思想和古代迷信的庞杂思想体系……与其说儒家思想征服了汉代学者，不如讲是汉代学者改造了儒家思想

——[美]费正清《中国的传统与变迁》

材料三   三大思想家的政治思想在本质上仍是儒家利用、厚生、正德的模式，但是在这一模式内部注入了时代的气息，是传统与时代、先验与经验的结合。

——黄晓军《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的政治思想》

材料一   “夫学责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以利器，商以通货，各就其资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业焉。······故曰，四民异业而同道。”“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

——摘自《王阳明文集》

材料二     17、18世纪的中国，新的经济形态还十分微弱、脆嫩，明清时期的早期启蒙思想家们先天不足，·······提不出新的社会方案，而只能用扩大相权、限制君权、提倡学校议政等办法来修补封建专制制度。18世纪欧洲启蒙思想家则拿出了·······资产阶级国家蓝图。这表明，中国明清时期的进步思想与18世纪欧洲启蒙思想属于两个不同的历史范畴。前者是中世纪末

——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

材料一   明晚期的文化气象，当然也不拘一格，虽不全是反传统、重个性、重自由这一系列，但这一风气仍弥漫于思想、文学与艺术领域，是对传统权威及礼教规范诸种压力的反弹，也是在反弹过程中的反思。一时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风气所及，即使系出朱子理学的东林学派顾宪成、高攀龙诸人，抗争奸邪，意气慷慨，置生死于度外，其行为作风也已是狂狷之流，不同于世俗的乡愿。明清之交，国亡家破，顾炎武、黄宗羲痛心之余，对于中国的文化，包括政治制度与思想方式，均有深刻的检讨。其破陈立新的精神对嘉靖、万历以来的文化风气有传承，但也有批判。这种精神，堪称中国近古以来的一段启蒙精神。如果没有清代严酷的权威压制，斩断了这一段反思的检讨与创新的尝试，中国文化后来的演变，或未必有三百年的僵化。

——摘编自许倬云《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

材料二   在启蒙运动中，对于国家性质的提问，引发了自由与人权的观念，这两个观念，其实与希腊古典思想关系不大，却是由宗教改革后重新界定神恩引申而来的。人类与个人都蒙受神恩，神创造了人，而且神爱世人，因此，人权是神圣的，人的自由不应当被别人剥夺。于是，国家是由个别国民合订的契约所创设的，以服务国民。这一转折，逐渐在“国家”的定义中，注入个别国民的权利，为民主政体确立了天赋人权为其基本要件。

——摘编自陆昱晖《浅谈西方民主政治历程

材料一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也。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孔子

材料二   没有人因为知道了善而不向善的。唯有理智最为可贵。智慧意味着自知无知。无知即罪恶。美德即知识。

——苏格拉底

材料三   16至17世纪的中国，新的经济形态还十分微弱、脆嫩，明清时期的早期启蒙思想家们先天不足，具有一种时代性的缺陷……黄宗羲等人提不出新的社会方案，而只能用扩大相权、限制君权、提倡学校议政等办法来修补封建专制制度。孟德斯鸠、卢梭们则拿出了“三权分立”的君主立宪制、民主共和国这样的资产阶级国家蓝图，这表明，中国明清时期的进步思想与18世纪欧洲启蒙思想属于两个不同的历史范畴。前者是中世纪末期的产物，后者是近代社会的宣言书。

——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

材料一   哲学家们在晚周（注：春秋战国）时期大动乱的形势下，力图提出稳定社会安抚人心的原则。

——[美]泊恩斯等《世界文明史》

材料二   其实儒家思想取得胜利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两汉400余年，它渐渐由孔孟时期的原始儒学衍化为掺杂了诸子思想和古代迷信的庞杂思想体系，……与其说儒家思想征服了汉代学者，不如讲是汉代学者改造了儒家思想。

——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

材料三   三大思想家的政治思想在本质上仍是儒家的模式，但是在这一模式内部注入了时代的气息，是传统与时代、先验与经验的结合。

——黄晓军《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的政治思想》

材料一   18世纪法国的启蒙运动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这场持续了几乎整整一个世纪的运动涌现出了一大批启蒙思想家，即曾被恩格斯所称赞的“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创造了法国历史上一个灿烂夺目的时代，因而人们一般把18世纪称作法国的“启蒙世纪”或“哲学家的世纪”。

——黄淳《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兴起及其特点》

材料二   启蒙运动中始终有两种声音，一种是以伏尔泰为代表，1756年他在《风俗论》这部著作里第一次把中国文明纳入世界文化史当中。借助中国，借助孔子，启蒙思想家推动了18世纪法国的“中国热”。另一种声音以孔多塞为代表，1793年他在《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中认为，中国成为与进步对峙的“停滞的帝国”，对中国也从赞扬变为批判。

——吴于廑主编《世界历史》

材料一   董仲舒以《春秋》经的权威，高度肯定了“大一统”，这符合孔子所说的“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但是孔子的“吾从周”仍是肯定了周朝的封建制，而董仲舒的“大一统”则已是对“汉承秦制”的郡县制的肯定。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使儒学成为“独尊”的国家意识形态，由此完成了“汉承秦制”与儒家文化的整合。如余敦康先生所说$中国文化作为一种实体性的存在，一种与整个民族的生活方式紧密相连的文化模型，不是在先秦而是在汉代才最终形成的。”

——摘编自李存山《董仲舒对先秦儒学的继承和损益》

材料二   朱熹把《大学》中的一些理论加以具体化、通俗化，上至国家的皇帝，下至各个家庭的百姓，构建一套周密的社会秩序。他关注社会基层的日常言行、所作所为，希望从基层着手，改变家族与村落，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因此，他重视儒学的普及化、通俗化，他编著《四书集注》，用理学重新解释《论语》《孟子》《中庸》，使理学透过“四书”而深入人心。他编著《小学集注》，旨在教育青少年遵循“三纲五常”的道德规范。他编著《论语训蒙口义》，对儿童的生活习惯提出了行为规范。

——摘编自樊树志《国史十六讲》

材料三   “有为佛而货者，有为巫而货者，有为倡优而货者，有为奇技淫巧而货者，皆不切于民用，一概痛绝之，亦庶乎救弊之一端也。此古圣王崇本抑末之道。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

——摘编自黄宗羲《明夷待访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