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戴震 （1724年~1777年）自幼跟随布商父亲走南闯北，广泛接触社会生活，见多识广，从小就养成了独立思考、追本穷源的思维习惯。他提出“治人者应该体民之情，遂.民之欲”;戴震还重视地方志的编撰，一切与民生相关者都加以关注;他抨击程朱“以理为气之主宰”是“诬圣乱经”;戴震批判宋明以来程朱之学，用“理存于欲”的命题反击“存天理、去人欲”的说教，戴震提出追求人欲的满足是正当的人性要求，民众被“理”桎梏是莫大的悲哀。
——摘编自方利山《朱熹与戴震民本思想之异同》
材料二 戴震治学广博， 一生著书诸多。51岁被召为《四库全书》纂修官, 52岁得到乾隆皇帝的特别开恩，赐同进士出身，但次年便英年早逝。此后，戴震一直被当作著名的考据学家备受尊敬，然而其学术中最有现世价值的义理学说直到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时期才开始流行和被关注。梁启超盛赞戴震哲学“乃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之思潮之本质绝相类”，胡适指出戴震哲学“是宋明理学的根本革命”。
——摘编自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戴震思想与程朱理学的不同之处。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二十世纪初期对戴震学术贡献评价的变化，并简析出现这种变化的原因。
材料一 文艺复兴对于整个中世纪神……-的精神统治，都是一次强力反动。……些先进的意大利人深刻地感悟到了人的伟大，并由对人的能力的充分肯定发展到对“个人的完美化”一即个人的充分发展一的有意识的追求。
——马克圭《世界文明史》
孟德斯鸠认为，由于人们已经习惯于被压迫与统治.奴性也已经渗透到当时人们的心里了，若想要启蒙，真正有效的方法还在于呼唤人们的理性，从而由内向外进行彻底的改变。
——摘编自刘斌、贺如璋《法律规范下的理性启蒙与自由》
材料二 明清之际，思想家们从不同角度，不约而同地提出了政治制度改革的理想。顾炎武提出“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以“分权"形式削弱皇权对于各级政府的影响；黄宗羨希望通过重新设罡宰相、改造旧式学校的功能，以实现对皇权的限制；王夫之在“公天下”的政治理念下，提出了“君.相、谏官三者环相为治”的权力制约理想，更有“虚君”的设想。
——吴根友《明清时期儒家政治制度改革的理想》
(1)根据材料及所学知识，指出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旗帜分别是什么？（顺序不能乱）；文艺复兴时期，文学三杰是哪三位？
(2)根据材料一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在思想和经济方面的共同影响。
(3)根据材料二，指出限制君权主张的积极影响。
材料 王夫之与方以智都生活在明末清初，当时的知识分子以全面总结传统文化和回应西方文化的挑战为文化责任。由于在文化价值认识上的差异，王、方二人有不同的文化选择。对于传统文化，王夫之侧重于发扬原始儒学，方以智力图会通儒佛道三教，但他们都主张通过全面的批判总结，来推动中国文化的发展。对于西方文化，他们都主张只可取其实验科学的内容，而坚决地拒斥其神学内容。不同之处在于，王夫之认为“地圆说”歪曲了中国传统的浑天说，方以智却认为“远西之说”在中国乃古已有之。王夫之主张通过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别择方法去实现文化选择，而方以智则主张通过专精并重、全偏兼顾的会聚方法去实现。作为思想家，王夫之和方以智都对明清之世的文化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摘编自蒋国保《王夫之与方以智文化选择同异论》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王夫之、方以智在文化选择上存在异、同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价王夫之、方以智的文化贡献。
材料一 汉平帝元始元年（公元元年）追封孔子：“褒成宣尼公”。元成宗大德十一年（1307年）追封孔子：“大成至圣文宣王”。
材料二 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若必待取足于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李贽·焚书·答耿中丞》
材料三 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一书中着重宣传了所谓孔子托古改制的理论。它宣称：《六经》全是孔子所作，《六经》中记载的有关尧、舜的“盛德大业”都是假托古圣先王的言论来宣传自己的政治观点和变革主张的。（——摘自《中国近代史》）
(1)请依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简述两次皇帝追封孔子的背景。
(2)依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概括作者的思想主张。并请列举同阶段主张近似的思想家。
(3)依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概括康有为宣传维新变法思想的突出特点。
(4)依据以上孔子形象变化的相关材料，简述获得的历史感悟。
材料一 明清之际的经世学者，深感空谈心性的“内圣”之学无补于世，竟相推崇“外王”之学，追求外在事功，但他们主张的是“内圣”与“外王”的统合。明清之际的经世学者使经世思想在“治体”上发生了新变，变“尊君”为“罪君”和“抑君”，“民”成为治世的原点。“工商皆本”思想自16世纪初已在中国酝酿，后黄宗羲明确提出了“工商皆本”论。与“工商皆本”相关联，一些学者还主张国家对各种经济活动不强加干预和限制，“听民自为”。同时，一大批经世学者，以开放的文化心态，广采博纳外域新知，并自觉地把西学融入自己的经世思想体系。
——摘编自黄长义《明清之际经世思潮的新趋向》
材料二 明末清初的中国有着一场思想的“启蒙”，这场启蒙的领军人物是黄宗羲。但启蒙思想由于种种原因在中国止于“思想”而未能形成“运动”、普及到社会。
——摘编自马小红《近代中国宪政的历史考察》
(1)根据材料一，概括明清之际经世思潮的新趋向。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明末清初的启蒙思想未能形成运动的原因。
材料一 宋代阶级矛盾和民族斗争特别尖锐，一些儒家学者想从儒家经典中去寻找新的答案和新的思想武器，以挽救社会危机。从北宋中期起，唐代以来主要以诗赋、帖经、墨义取士的做法受到了抨击，经义考试在科举中的地位逐渐提升，它既可承袭旧说，又可自为立说。因此，儒学领域出现了新现象，主要表现为汉唐学者专事经学蔓注的传统遭到废弃，以贞观年间钦定的《五经正义》为代表的经学旧说被怀疑，一时间群儒奋起，开创了以己意解经的新时代，逐渐形成了带有两宋鲜明时代特征的新儒学，即包括各种儒家学派在内的宋学。
——摘编自朱绍侯等《中国古代史》下册
材料二 “明清实学”是明清时期进步思想家用以说明和概括自己思想时常说的一个概念。宋明理学家也讲实学，但明清实学不同于宋明理学家所谓的“实学”，而有其独特的社会内容和时代特征。明清思想家把批判矛头指向腐败的封建制度及其僵死的传统文化，揭露了当时社会的各种弊端，而且也提出了各种旨在改革时弊的教世方案。明清实学如同先秦诸子学一样，是中国哲人的理性思维成果，是中国思想史这棵树上开出的绚丽多彩的花朵。
——摘编自莴荣晋《明清实学简论》
(1)根据材料一，指出与以往儒学相比，宋代儒学呈现的新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成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明清实学与宋代儒学的共性，并概括明清实学进步性的体现。
材料一 治天下犹曳（拖拉）大木，然君与臣，共曳木之人也。臣之与君，名异而实同。……天子之子不皆贤，尚赖宰相传贤，足相补救……宰相既罢，天子之子一不贤，更无与为贤者矣。
——摘自黄宗羲《明夷待访录》
材料二 16至17世纪的中国新的经济形态还十分微弱、脆嫩.明清时期的早期启蒙思想家们先天不足，具有一种时代性的缺陷……明清时期的早期启蒙思想家们先天不足，具有一种时代性的缺陷……黄宗羲等人提不出新的社会方案，而只能用扩大相权、限制君权、提倡学校议政等办法来修补封建专制制度。孟德斯鸠、卢梭则拿出了“三权分立”的君主立宪制、民主共和制这样的资产阶级国家蓝图。这表明，中国明清时期的进步思想与18世纪欧洲启蒙思想属于两个不同的历史范畴，前者是中世纪末期的产物，后者是近代社会的宣言书。
——摘编自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黄宗羲和孟德斯鸠在限制君权方面采取的措施的不同之处。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造成中国明清进步思想是“中世纪末期的产物”的原因，并说明18世纪欧洲启蒙思想为什么是“近代社会的宣言书”。
材料一：提出“仁”与“礼”的学说，主张“有教无类”，整理《诗》《书》《礼》《乐》《易》《春秋》。
汉武帝时代将儒学作为意识形态的主导，这一变革肯定了“以教为本”，否定了“以法为本”，强调文化教育是“为政之首”，有着不宜忽视的积极意义。
——摘编自张岂之主编《中国历史新编》(古代史上册)
北宋中期，儒家知识分子鉴前代士人之失，将自我道德名节的完善视为最终目标。他们“毅然以天下是非为己任”，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世风与时局的趋向。
——摘编自袁行霈等主编《中华文明史》
材料二：李贽在《焚书》卷一中认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世间种种，皆衣与饭类耳。故举衣与饭，而世间种种自然在其中。非衣饭之外，更有所谓种种绝与百姓不相同也。”
——百度·百科
材料三：黄宗羲认为：“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顾炎武提出要因地制宜，振兴工商业。黄宗羲在《原君》中宣称皇帝乃是“天下之大害”；明末清初的思想家们主张为学应求务实，应关乎国计民生，致力于社会变革，并身体力行。
请回答：
（1）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不同时期儒家的代表人物及其主要思想。
（2）据材料二、三，概括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的思想。
（3）分析明清早期民主思想产生的社会条件。
材料一 明清之际顾炎武认为，“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旨、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他认为要“引古筹今"，以为“经世致用”。黄宋羲提出：“受业者必先宗经，经术所以经世，方不为迂儒之学。”清代章学诚也提出：“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这是对宋明理学空谈“心性”风气的一种否定。
——《中国百科大辞典》
材料二 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之前，历经了近30年极其艰苦的革命动员和战争。在如此漫长的岁月中，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为代表）为了适应各种挑战，形成了一套“游击式"制定政策的方法。这套方法包含了一系列兼具主动出击和迁回调整的策略，以应对突如其来的变化和不确定性.在制定规则的过程中允许改变一些已有的规定来适应周围环境的变化，并在执行过程中不断调整，这种政策风格要求决策者有较强的创造力。
——摘自[德]韩博天《红天鹅》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顾炎武、黄宗羲的思想主张，并分析他们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民主革命各个时期毛泽东根据革命的实际情况提出的思想主张。（任选两个时期即可）
（3）根据材料一、二及所学知识，谈谈你对经世致用思想的看法。
材料一 春秋末到战国时期，下层平民中大量受过教育的“士”或进入诸侯大夫的机构，或独立于社会，形成一个不拥有政治权力却拥有文化权力的知识人阶层。从孔子起到秦代干政的韩非、李斯是一类，自庄子起到秦末的鸡冠子（注：道家代表，终身不仕）又是一类。如果说春秋早期和中期，这批文化知识的拥有者大多还只能做卿大夫的家臣，像孔子的弟子，那么，战国时期则相当多的“士”就十分风光……常常可以与权力分庭抗礼，于是“思想”便出现了独立的发展空间。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
材料二 唐宋时期，独立人格在传统知识分子身上极为匮乏，相反地倒表现出另一种人格形象：依附人格。即在思想上依傍古人、拘泥经典，在政治上热衷仕途、委身皇权……在宗法一体化的社会结构中，儒家学说、科举制度和宗法纲常这三张大网将知识分子的身心紧紧笼罩起，使之成为黏附于官僚政治的人格化的工具。
——摘编自许纪霖《大时代中的知识人》
材料三 士集道统与政统于一身……他们必须既议政又参政。民初知识分子大体上认同于士这一社会角色，也力图继承士的社会责任；但他们相对要超然一些，多数是像胡适一样倾向于“讲学复议政”，即停止在议政阶段，作“社会改良”，把直接参政置于第二位。更有人试图将学术与政治分开，干脆钻进象牙塔，像胡适所说的“回到敁纸堆中去”，不问世事。
——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与社会》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这一时期士的思想出现“独立发展空间”对中国文化产生的影响。
（2）根据以上材料，分析在先秦、唐宋、民国初年，中国知识分子在处理与社会政治的关系时呈现的阶段性特点及其影响因素。
（3）“知识分子是时代和社会的脊梁，应担负起时代的使命。”任举一中国历史人物，论证这一观点的合理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