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近代理性主义最初出现在自然科学领域，牛顿对万有引力的发现以及牛顿力学的演算，使理性主义的旗帜树立起来。政治理性主义者将自然科学领域的分析、计算、逻辑推理的技术运用于政治领域，使这种追求确定性和功利性的科学方法在政治生活中占有了绝对的地位。在资产阶级同封建制度、同宗教神学斗争的过程中，政治逐渐从宗教的控制中摆脱了出来。此时，还涌现出大量的政治家，比如伏尔泰提出的自然权利论，指出自然赋予人们自由和平等,所有的权利属于人民也被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提出了,孟德斯鸠提出了“三权分立”。在理性主义的引导下，国家和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革。
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理性主义逐渐丧失了理性原有的怀疑性，转而追寻一种纯之又纯的确定性。近代政治领域所崇尚的理性主义更多是对理性的“形式”、“逻辑演绎”的空前追求，将人类的政治程序化、简单机械化、标准化、量化。
——摘编自赵恩烯《政治理性主义批判及其当代意义》
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理性主义”发展的趋势，并简要评析“政治理性主义”。
材料 西方自由主义的人权观是个人主义的。这一主张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人权的享有主体只能是个人，不能是任何集体，否认国家、民族等集体拥有自决权、和平权、环境权、发展权等集体权利。第二，个人主义的另一个体现是，个人的权利高于集体诉求，个人权利构成了一套权威性的约束，国家等任何共同体都不可以假借公共利益之名侵犯个人权利。
——摘编自刘明《自由主义人权观的人性基础及其局限》
评析材料中的观点（任意一点或整体），得出结论。（要求：结论不能重复材料中的观点，持论有据，论证充分，表述清晰）
材料一 《孟子·尽心章句下》：“得乎丘民而为天子。”《荀子·王制篇》：“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贫富贵贱之等，足以相兼临者，是养天下之本也。”《韩非子·有度》：“故明主使其群臣不游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动无非法。故以法治国，举措而已矣。法不阿贵，绳不挠曲。刑过不辟大臣，赏善不遗匹夫。”
材料二 公元前454年，罗马元老院被迫承认公民大会制定法典的决议，设置法典编纂委员10人，几年后制定了《十二铜表法》，体现了古罗马的治国思想。《十二铜表法》第九表规定：“不得为任何个人的利益，制定特别的法律。任何人非经审判，不得处死刑。”第十一表规定：“禁止平民和贵族通婚。”
材料三 法国学者维吉尔·皮诺在《中国及其哲学思想在法国的形成》中指出：“如果不是思想发生动摇，人们就不会接受外国的影响。”正因为这样长期积累起来的对现状的不满，才使法国的人们开始另辟蹊径，想从远隔重洋的中国国家治理上得到某种启示。其中孟德斯鸠认为中国的专制君主比较有节制，承认传教士和伏尔泰交口称赞的皇帝提倡耕织、兴修水利、设置谏官，具有限制暴政的作用。
（1）根据材料一合材料二，归纳中国先秦与古罗马治国理政思想的相似点。
（2）依据材料三，结合所学，评析“法国一些思想家推崇中国国家治理”这一现象。
材料一 从先秦到明末以前所有民本思想家都是以批判个别帝王的专制行为为主，尤其是秦汉之后的思想家往往把尊君与爱民融为一体，以至构成民本思想的内在矛盾。黄宗羲对“后世之君”一概否定。 批判后世之君所立之法乃为自己家族服务的“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在明末以前，所有思想家均没有对帝王家族与民族国家加以区别，以至所有帝王都视自己家族之长治久安为国家的兴旺发达。他在《原臣》中指出“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进而认为官吏出仕“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明清之前的民本思想家往往把忠君爱民作为做臣的职责，始终把臣摆在仆的位置上。。黄宗羲认为“出而仕于君也，不以天下为事，则君之仆妾也，以天下为事，则君之师友也。”黄宗羲则在《原君》中说：“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
——摘编自韩锴《黄宗羲民本思想的价值》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黄宗羲的思想与传统民本思想的不同。并说明其原因
材料二 黄宗羲在《原君》中说“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从人性自利的权利出发谈民利的正当性，与洛克保护私人财产的观点有其相似之处。黄宗羲在《置相》中提出的宰相与君主“同议可否”的制约思想；在《学校》中提出的“公其非是于学校”，实现士人议政的思想；从相权、学者议政权出发谈权力平衡，以防君主专制的思想与孟德斯鸠的分权理论有许多共同之处。
——摘编自韩锴《黄宗羲民本思想的价值》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评析黄宗羲的民本思想和西方启蒙思想在推动社会转型方面的作用？
材料
——摘编自胡婧超《20世纪西方女性主义思潮评析》
根据材料，就世界近现代史上的女性主义思潮提出自己的观点，并结合所学知识进行阐述。（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论证充分，阐述有力；逻辑严密，表述清晰。）
材料 正是自由在大批个人心中，保留着他们天生的特质，鲜明的色彩，在他们心中培育自豪感，使热爱荣誉经常压倒一切爱好。我们行将看到的生机勃勃的精灵，骄傲勇敢的天才，都是自由培育的。他们对不平等的猛烈而无法遏制的仇恨。这种仇恨的产生和滋长的原因是存在不平等，很久以来，它就以一种持续而无法抵御的力量促使人们去彻底摧毁中世纪遗留的一切制度，扫清场地后，去建立一个人道所允许的人人彼此相像、地位平等的社会。
——摘编自【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
评析材料中的观点（任意一点或整体），得出结论。（要求：结论不能重复材料中观点，持论有据，论证充分，表述清晰。）
材料一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作为对其所向往的人性的追求，摒弃了宗教教条，将价值取向由“神”转向“人”，但它缺乏“科学”的基础，仍然无法摆脱“神”的羁绊。18世纪的启蒙运动，以对科学知识的张扬，对思想自由和个性解放的鼓吹，在日后转化为一场旨在充分肯定人的根本价值、强调人的尊严的思想运动。
材料二 科学的人文主义是在保持和光大旧人文主义优良传统的基础上，给它注入旧人文主义所匮乏的科学要素和科学精神。其新颖之处在于：明白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以此作为安身立命的根基之一；对激进的唯意志论和极端的浪漫主义适当加以节制；依靠科学自身的精神力量和科学衍生的物质力量，促进社会进步和人的自我完善；科学理应是而且必须是为人的和属于人的，为的是人的最高和长远的福祉。没有人文情愫关怀的唯科学主义是盲目的和莽撞的。
——以上材料摘编自马龙闪《近现代科技与思想文化》完成下列要求：
（1）据材料一，指出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期人文主义的差异。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产生差异的原因。
（2）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科学的人文主义”。
材料一 人文主义的特点：一是宣扬以人为中心的思想，对抗以神为中心的旧观念。人文主义者对人的价值、地位和权利给予充分肯定，认为“人是上帝创造的众多奇妙造物中最奇妙的”。人文主义者并没有否定上帝的至高无上地位，但他们关注的焦点由上帝而转向了人……二是重视尘世生活，强调个性解放和自由发展。人文主义者认为人应该享受尘世生活的快乐和幸福，积极地生活。他们赞美爱情，歌颂创造，追求平等自由，肯定财富占有，把中世纪天主教的禁欲、苦行、守贫等观念弃置不顾。
——摘编自徐国辉《论彼特拉克的人文精神》
材料二 启蒙学派的思想家们公开宣称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是他们的思想先驱。但在启蒙学派那里，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思想已具体化为人的“自由、平等、博爱”等内容，而这种政治经济上的人权要求迫切需要理性加以论证，要求获得法律上的保证，理性成为人们评判一切的标准。而理性与科学又相互联系，自然科学的发展使人们的科学理性精神更加根深蒂固，甚至哲学研究、社会研究、政治学研究、伦理学研究等都深深打上了科学的烙印。国家是机器、动物是机器、人是机器等一度成为人们的“科学认识”。
——摘编自韩庆祥、王勤《近现代西方人的问题研究的清理与总结》
（1）根据材料一概括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想的特点。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产生的历史背景。
（2）根据材料二指出理性主义的特征。结合所学知识说明理性主义对后世的影响。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人文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关系。
20世纪60年代以后，新文化史的代表人物、法国启蒙运动的研究专家罗伯特·达恩顿把后现代主义对启蒙运动的批判归结为有“六宗罪”：
（1）启蒙运动所主张的普世主义实际上充当了西方霸权的遮羞布，人权为破坏其他文化提供了合法依据。
（2）启蒙运动是乔装打扮成高级形式理性的文化帝国主义，它赋予欧洲人“文明开化的使命”以及构建“土著人”的方法，这种构建导致了土著的沉默与屈从。
（3）启蒙运动十分疯狂地追求知识，以致削弱了道德准则。最终，这种狂热助长了法西斯主义，因为它以高级的技术武装国家并且摧毁了阻止国家权力无孔不入的道德屏障。
（4）启蒙运动过分相信理性，由于信赖理性至上，未能建立起对于非理性事物的防范。它天真地崇信进步，遂使人类在20世纪的种种恐怖面前不知所措。
（5）启蒙运动乃是极权主义的根源之一，它为法国革命的恐怖统治提供了理论基础，进而又为20世纪的恐怖统治指明了道路。
（6）启蒙运动作为应对当代问题的观点已经过时、不适用。启蒙哲人们坚持的工具理性观导致了生态灾难，他们还支持男性化的公民生活观，将女人限制在私人领域。
——庞冠群《后现代之后重审法国启蒙运动》
评析材料中罗伯特达恩顿关于启蒙运动“六宗罪”的观点。（要求：围绕材料中的一种或两种观点展开评论；观点明确，史论结合，逻辑严密，表述成文。）
欧洲史学的转变
18和19世纪，欧洲史学的发展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18世纪启蒙思想家热衷于撰写历史著作，后人往往把他们称为“哲人史学家”，并相应地把他们的历史著述称为“哲学式历史学”。“哲学式历史学”的史学编纂在空间上越出传统地域，开始把西方人目力所及的东亚和大洋彼岸、中南非洲等囊括到世界史体系之中，从而产生出真正意义的世界历史。史学研究的对象不仅仅局限于政治、军事和外交，而是整个社会和文化，更接近我们今天所说的社会文化史。伏尔泰在写作《路易十四时代》时说：“我们应当致力于叙述值得各个时代注意，能描绘人类精神和风尚，能起教育作用，能劝人热爱道德、艺术和祖国的事件。”
19世纪，欧洲史学领域更是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史学研究不再是文学、哲学和神学的附属，而是变成一门自主的学科。很多史学家强调必须以平等和尊重的态度对待各个民族，认为任何人都有权生活在自己的民族中。他们相继整理出版自己民族的大型史料集，争相撰写本民族和本国的历史。同时，史学家们开始关注社会下层的历史，1850年，斯坦因的《1789年至今的法国工人运动史》和恩格斯的《德国农民战争》问世。
——摘编自刘耀春《延续与断裂：启蒙运动时期到19世纪欧洲史学的转变》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19世纪欧洲史学的“转变”进行评述。
